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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若昨日
邱淵洲/口述 林小宇/撰文
當我還在襁褓中，1927年母親就抱著我，牽著哥哥到了馬來亞的詩巫，找我的父親。
我父親是一名醫(yī)生，早年跟隨著名華僑領袖黃乃裳到馬來亞當墾民。當時黃乃裳與馬來亞沙撈越王二世查理斯·布律克爵士簽訂墾約，以“港主”身份承包詩巫土地墾殖權20年，并在福建的閩清、古田、閩侯等縣前后招墾農3批1600人左右，我父親是作為墾荒隊的隊醫(yī)，來到這荒無人煙的熱帶雨林中。
福州先民開墾南洋
在我剛懂事時，我家還住在墾區(qū)里。當時我家的房屋十分簡陋，屋頂是用當地的一種名叫亞鞳的植物葉編織的，四面的墻壁也是用樹枝和樹葉編織；房屋采用高架的辦法，高出土地一段距離，這樣可以減少地面的濕氣侵入，屋里的地面是用樹枝鋪成，選用的樹枝盡管很“直”，但樹枝之間的間隙還是很大，透過間隙可以清楚地看到屋腳下的土地；簡陋的房屋里連一張床都沒有，全家人要睡覺時，就用亞鞳編的草席鋪在樹枝鋪成的地上，那時沒有蚊帳，醒的時候，用蒲扇驅蚊，睡著時，只能任憑蚊蟲叮咬。
父親的收入僅是靠給墾民看病得來，而有些時候，來看病的墾民身無分文，父親于心不忍向他們要看病錢，而是盡心盡力為他們看病給藥，長此以往，我們的家境十分窘迫。
對于墾民來講，威脅最大的是各種流行疾病。由于墾區(qū)地處熱帶雨林，四處彌漫著至病的瘴氣，各種有毒蚊蟲也無時無刻襲擊著墾民；墾民們飲用的水是流經墾區(qū)的拉讓河的河水，由于河岸上有著很多腐爛的樹葉，每天都有的雨水把腐爛的液汁不斷沖入河中，河水也因此渾濁不清，然而墾民們沒有別的清潔水可飲用，只能飲用這種受到病毒污染的水，體質弱的人常因飲用此水而腹瀉不止；墾區(qū)里經常發(fā)生霍亂、瘧疾，使人恐怖萬分，這些疾病一旦發(fā)生，倒下的墾民都是一大片，一大群。母親常告訴我們：“能活著，就比別人幸運�！�
墾區(qū)里的許多墾民是因疾病而死去，有時候，得病的墾民連一句話都來不及留下，便命喪黃泉；有的人剛為同胞埋葬，隔日自己卻讓別人埋葬了。在離墾區(qū)不遠的小山坡是一個臨時的墓地，那些回不了家的福州人都集中埋葬在那里，每當流行病發(fā)生，墓地就會迅速擴大，新墳堆上的新土顯得黝黑，而舊墳堆的土堆被雨水沖刷得低矮，如果不是那些插在上面的墓碑的話，根本看不出那是一座墳堆。起伏的墳堆一直向遠處延伸，很多的墳堆的墓碑是用木板制作的，有的簡易，有的粗糙，墓碑上簡單地寫著被埋葬的人的名字，稍微詳細的墓碑寫出了死者的祖籍地，以及出生日期。然而更早被埋葬的人，連這小小的木板做的墓碑都沒有，他們的墓碑只是一根木棍，后來我才知道，最早到來的墾荒者，因沒有鋸木設備，所以鋸成板的木材十分稀少，因此有的人只能將就用木棍做墓碑，這讓我想起，我家的地板就是用樹枝木棍鋪成的，大概也是因為沒有木板的原因。
美麗的詩巫我的家
在我5歲的那年，一場大火把墾區(qū)的大部分房屋燒毀，后來我全家就搬到新建的小城鎮(zhèn)——詩巫。這是一座完全新建的城鎮(zhèn)，小鎮(zhèn)的建筑與家鄉(xiāng)的福州的房屋很像，小鎮(zhèn)上的大部分都是講福州話的居民，穿著是中國式的服裝，吃的是家鄉(xiāng)的飯菜，如果不是熱帶的氣候，以及周邊的棕樹蕉葉與福州有所不同，很多人還常常以為自己身在中國福州，因此來到這里的墾民都把這里親切的稱為“新福州”。我的新家是在詩巫的愛蓮街上的連排屋中的一套，我們住在2層樓，父親在樓下與一位牙科醫(yī)生合用一間鋪面，鋪面的一半是父親開內外科診所，另一半是牙科醫(yī)生開的牙科診所。我很喜歡這個新家，這里不僅有磚墻，有瓦頂，有堅實的水泥地面的房屋，還有明亮的窗戶，干凈的飲用水，更有各種各樣的商鋪和讓人眼花的商品。讓全家人高興的是，父親自從在這里開診所后，生意一天比一天好，找他看病的人越來越多，經常讓他忙的團團轉。
也許是中國人的習慣，父親在經濟好轉之后，最大的心愿就是讓我和哥哥去讀書。當時詩巫剛剛創(chuàng)辦了一所小學，是小鎮(zhèn)教堂外國牧師太太主辦的教會學校，名叫毓英女子小學，在當時，小鎮(zhèn)沒有相應的一所可供男生上學的學校，因此，我們只能將就地到女子學校讀書，這讓牧師太太很不高興，她經常抱怨男生很調皮，會欺負女生，如果那個男生操行不好被她逮個正著，這個男生肯定會被她趕出校門，因此我在女子學校讀書，總感到很緊張，深怕自己會被趕出校門，這很愧對父親母親。
2年后，我和哥哥還是被女子學校趕出了校門，這不是因為我有什么“越軌”的行為，而是牧師太太實在不能容忍女子學校一直有男生在里面寄讀，使得她的學校名不副實。
幸好那時在墾區(qū)里辦了一所華文小學，小學的名字叫“光華小學”，招收的都是華人的子女，并且教課的老師多是從中國來的老師；也幸好是在這所華文小學里，我才在真正地知道我的祖國——中國。
光華小學離家有10多公里的路途，我和哥哥只能寄宿在學校，每個星期回家一趟，來回都是乘坐行走在拉讓河上的小輪船。在這所華人自己的學校，我沒有那種在女子學校的拘謹，在課堂上，我更是喜歡來自中國老師所講的中國歷史和中國地理。那時，我才知道中國是一個多么偉大的國家，中國的歷史里有說不完的故事，講不完的英雄。特別是在上地理課時，那些老師在講到中國的河山正在被日本人侵占，自己的同胞被奴役、被殺害時，老師的眼睛里包含熱淚，話語激動而顫抖，所有的同學都被老師的講話所感動。
在師生及父母的激勵下，我參加了上街賣愛國花活動，那時我和同學們一起背著裝有女師生們做的小紙花的竹籮筐到街頭上去賣，我們一邊賣一邊唱著“先生買一朵花吧，這是愛國的花呀，這是救國的花呀……”。也許歌聲感動了人們，他們紛紛都來買花，你一角我一元地把錢放進竹籮筐里，隨后，我們就把這些錢交到了當地賑災會，由他們轉匯給新加坡南僑總會，最后送到了抗日的中國。
國難當頭民眾團結
1937年，我小學畢業(yè)后到了當地新開辦不久的敦化中學讀書，這時抗日的熱潮席卷整個馬來亞，我們所在的中學和其他幾所中學組織了很多的抗日宣傳活動，成為了詩巫的抗日宣傳“主力軍”。就在這時，從國內來宣傳抗日的的武漢合唱團在新加坡演出，他們途徑這里時，教會了我們所有的抗日歌曲，教會了我們演街頭活報劇，還教會了我們許多的抗日朗誦詞。通過國內宣傳隊的“傳經送寶”，我們的宣傳水平又達到了更高的層次，很多地方都歡迎我們到他們那兒去演出，而我們能演出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在鄉(xiāng)村，在墾區(qū)、在膠園。
天黑后，鄉(xiāng)村學校的操場上汽燈非常的明亮，我們的演出開始了，男同學穿著是黃褲子，白襯衣，女同學穿著是白旗袍，大家排成整齊的隊列，這時幾百人的操場上鴉雀無聲，仿佛在等待一個震撼人心的聲音出現。歌聲終于響起，《松花江上》、《大家起來抗戰(zhàn)》、《動員》把臺上臺下的人帶入了一種境界，激起了一種強烈的愛國情緒，連我自己都會為我們的歌聲所感動。
演出后，民眾紛紛來到臺前募捐，他們用粗造的雙手把自己那為數不多的血汗錢塞進的錢箱里，頓時我的眼淚流出了，眼前的這些人，他們漂泊異鄉(xiāng)，有的死掉后，連一塊像樣的墓碑都沒有，但在祖國面前，他們又是這樣的無私和慷慨……
1946年，我回到了福建福州讀書，并定居下來，到了1993年我才與老伴第一次回到馬來西亞詩巫市探親，然而詩巫這個讓我魂牽夢繞的城市卻又讓我感到陌生，那些低矮的小樓，木板的碼頭，街頭的叫賣聲都不見了，能尋找到他們的蹤跡的是在民眾會堂的迷你華族歷史博物館里，但留下的畢竟沒有我心里保存的多。我也來到原先埋葬墾民的墓地，現在被叫著“新珠山墓園”的地方，我的父親母親最后也選擇安葬在這里。此時的墓地今非昔比，沒有陰森，也不再蒼涼，已變得非常美麗，但思緒萬千的我，不知要對安葬在地下的父母和那些千千萬萬的前輩們說些什么。
只是覺得所有的東西都像發(fā)生在昨日。
（來源：福建僑報。邱淵洲，男，現年80歲，離休前任職于福建省體育學校。）
邱淵洲11歲時的小學畢業(yè)照。
流經詩巫市的拉讓河有著多少動人故事。
邱淵洲與抗日宣傳隊員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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