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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福星是印尼華僑，早年投身辛亥革命。為了臺灣的光復，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來到臺灣組織起義，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雖敗猶榮。 祖籍大陸客家人 羅福星烈士，別名東亞、中血、國權，1886年2月24日生于印尼雅加達，祖籍廣東省蕉嶺縣，客家人。 羅福星周歲即返回祖籍地廣東蕉嶺縣高思鄉(xiāng)大地村居住，自幼受祖國傳統(tǒng)文化熏陶。10歲時隨祖父羅耀南去臺，在苗栗公學學習；14歲返回印尼，就讀爪哇學校，習英、荷文。18歲中學畢業(yè)后，又隨祖父赴臺，設籍于苗栗一堡牛欄湖莊。直到1907年離臺返回故鄉(xiāng)為止，他先后居臺8年有余。在此期間，親眼目睹日人殘暴統(tǒng)治下臺胞遭受的苦難，喚起推翻日治、光復臺灣的革命信念，促使他后來加入“中國同盟會”。 羅福星返回廣東后，先在故鄉(xiāng)大地村學校擔任體育教員，并在1907年秋與黃玉英女士結婚。他熟讀詩書，通曉中外文，眼光遠大，深受當時廣東教育總會會長丘逢甲的賞識。1908年，羅福星奉派到印尼視察僑校，1909年，被任命為新加坡中華學校校長，半年后前往緬甸，從事黨務宣傳，1910年，轉任印尼雅加達中華學校校長，其間與胡漢民等同盟會要員往來南洋各地籌款，支持革命。 返臺從事抗日活動 1911年春，羅福星赴廣州參加3月29日黃花崗起義，起義失敗后返回印尼。同年10月，羅福星奉革命黨軍事領袖黃興之命赴南洋招募民軍，親自率領乘船抵西貢與胡漢民會合，再一同赴廣州增援。廣州光復后，羅福星奉胡漢民之命，與朱玉廷率民軍2000人經(jīng)上海入蘇州馳援革命黨。年底，南北和議成功，于是解散民軍，再回原鄉(xiāng)執(zhí)教。 1912年8月，羅福星受革命黨人劉士明之邀來到臺灣，從事抗日活動，組織“華民聯(lián)絡會館”，籌劃臺灣起義。同年12月初赴汕頭“臺灣革命本部”商談臺灣起義事宜。12月中旬，羅福星、羅國亞等人分別自汕頭、福州、東京先后赴臺。下旬，他們齊集臺北大稻埕舉行會議，決定組織分工，分頭發(fā)展黨員準備起義。羅福星負責苗栗、臺北的準備工作。因他是客家人的關系，易于接近群眾，工作進行得格外順利。 1913年3月，羅福星認為他們在臺灣的起義工作已進行得很有眉目，便托吳頌賢帶一封密函赴廣州，與廣東都督胡漢民聯(lián)絡。這封密函帶回國內(nèi)時，正值袁世凱指使兇手在上海北站刺殺了宋教仁，引發(fā)“二次革命”。黃興正忙于籌備軍事策劃討袁。在形勢緊張戎馬倥傯之際，黃興仍然非常關注臺灣起義的進展情況。同年6月，黃興派潘某前往臺灣協(xié)助羅福星積極發(fā)展組織。7月，又派陳士、王淵兩人赴臺視察工作。7月27日，羅福星與陳、王二人在基隆舉行秘密會議，由羅福星做工作報告，并且商議如何在臺灣起義舉兵，驅逐日人。這時臺灣起義已屆付諸實施階段。8月1日，胡漢民又派吳頌賢、吳覺民前去了解起義準備情況。根據(jù)羅福星所提供的數(shù)字，參加組織的人數(shù)已達5000余人，前途大有可為，二吳備感興奮。8月16日，他們和羅福星在臺北大瀛旅館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討論國內(nèi)如何接應、支持臺灣起義的具體問題。羅福星和二吳都認為應由福建和廣東兩省聯(lián)手共同策應臺灣起義。因此，8月19日羅福星派金星橋專程趕赴福州，征詢福建都督孫道仁的意見。9月18日，羅福星接到孫道仁的回信，后者對于羅福星的建議，除表示完全接受外，還告知閩、粵兩省已有準備，愿做臺灣起義的堅強后盾。 “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的北洋軍大舉南下，閩粵支持無形中停頓。雖然突遭如此重大挫折，羅福星和他的同志卻毫不氣餒，起義之事仍按部就班進行。羅福星風塵仆仆，奔走各地，聯(lián)絡組織毫不懈怠。他赴臺南視察，見當?shù)叵聦俳M織——“林季商會”即已擁有會員2萬余眾，于是決定讓島內(nèi)反日團體統(tǒng)統(tǒng)加入“華民聯(lián)絡總會館”，以總會館為總指揮機關統(tǒng)一領導全臺起義。 臨危不懼指揮若定 1914年3月2日，羅福星滿懷熱情北上。不料一到苗栗，就接到戰(zhàn)友羅慶庚的電話報警，告訴他：“你已經(jīng)被人告密，警方即將對你采取行動，希望你趕緊躲藏起來，逃過這一道難關�！� 放下電話，羅福星經(jīng)深思熟慮反復權衡，認為日本對臺統(tǒng)治素以嚴苛著稱，對于臺胞的監(jiān)控尤為嚴厲。在這種情況下，躲起來不是辦法，反而會使日警方認定他是革命黨，來一次全臺拉網(wǎng)大搜查，這樣可能會連累許多同志被捕。他不愿因個人安危而妨礙起義大計、影響全局。因此決定以不變應萬變，內(nèi)緊外松故示坦然迷惑敵人，仍留在苗栗繼續(xù)策劃起義事宜。同時，他也做好了萬一事敗犧牲的思想準備。促使羅福星決心留在苗栗不走的另一因素，是他早已在苗栗日本警署內(nèi)發(fā)展了兩位戰(zhàn)友，即擔任巡查捕的邱義質和羅發(fā)興。他相信日警署倘若對他采取行動，這兩位戰(zhàn)友得到消息必會事前通知。 4月中，羅福星果然被苗栗警署傳喚問話。然而羅福星早有思想準備若無其事從容應對，日警署問不出所以然，又沒有真憑實據(jù)，不久就放了他。5月24日，邱義質又趕來通風報信，說苗栗警署馬上又要大舉搜捕革命黨了。當天下午，羅福星和黃增富、羅國亞搭乘火車回到臺北，下榻于大瀛旅社。當時情況緊急，與其坐等待斃不如破釜沉舟、轉守為攻，羅福星決定以大瀛旅社為苗栗機關分部指揮所，歃血為盟定期舉事。 當時，羅福星在臺灣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發(fā)動，已經(jīng)總共動員募集了95631名同志，成立了許多分支機構。由于他們組織嚴密，人員整齊，加之臺胞對日人統(tǒng)治深惡痛絕，自愿回到祖國懷抱；而且保密工作做得好，起義成功的勝算還是比較大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天不作美，這次苗栗大起義最終卻因幾起偶發(fā)事件的牽連而功敗垂成。事后分析，他們之所以會在舉事前夕被日本警方偵悉，肇因受到臺南李阿齊、臺中賴來、新竹張火爐和南投陳阿榮4起抗日事件相繼失敗的影響。這幾起抗日義舉都是獨立性的事件，與羅福星他們組織的起義并無關聯(lián)。但卻由于接連幾次反日事件的爆發(fā)，引起日據(jù)當局的警覺，發(fā)動了全面性的島內(nèi)保甲大搜查，歪打正著，從而使羅福星精心組織的苗栗大起義受到了波及。(來源：華夏經(jīng)緯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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