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徐悲鴻的南洋情結(jié)

　　《愚公移山》、《田橫五百士》、《徯我后》這些耳熟能詳?shù)男毂櫨拮鳎灰涣料?月25日開幕的“民族與時代——徐悲鴻主題創(chuàng)作大展”上。這三件國家一級文物的同臺展出還是第一次。徐悲鴻為它們繪制了大量圖稿，此次展出的六十余幅中，有二十多幅圖稿是首次面世。本文作者邵曉峰是大展的項目統(tǒng)籌，曾出版專著《徐悲鴻畫傳》，此次研究并梳理出徐悲鴻與藝術(shù)生命的重要轉(zhuǎn)折點南洋結(jié)下的不解之緣，以饗讀者。

　　十余次過新加坡

　　《奔馬》誕生于馬來西亞

　　當我們深入研究徐悲鴻，將進一步發(fā)現(xiàn)，徐悲鴻不但是杰出的書畫家、教育家，而且是優(yōu)秀的策展人。從1933年到1934年，徐悲鴻親自策劃并操辦的中國繪畫歐洲巡回展，不但對中國畫在世界的大規(guī)模推廣意義重大，而且對于徐悲鴻自身藝術(shù)的發(fā)展也影響深遠。1939年3月至1941年3月，徐悲鴻在南洋策劃、舉辦了四場“籌賑畫展”，并在那里留下了千余幅作品，使一系列籌賑畫展取得輝煌業(yè)績。作為一位藝術(shù)家，他為國內(nèi)抗戰(zhàn)捐款做出了積極貢獻，他在策展工作中整體構(gòu)劃、不辭辛勞、親力親為、大量奉獻。

　　值得關(guān)注的是，論其源頭，“民族與時代——徐悲鴻主題創(chuàng)作大展”實際上與徐悲鴻的南洋情結(jié)密不可分。徐悲鴻一生十余次過新加坡，與南洋結(jié)下不解之緣。他四次在新加坡做了較長時間停留，即1926年1月下旬至1926年初夏；1927年4月至1927年8月末；1939年1月9日至1939年11月18日的新加坡時期；1940年12月13日至1942年1月6日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時期。這四次中，前兩次徐悲鴻是為了籌措留學經(jīng)費，后兩次則主要是為了國內(nèi)抗戰(zhàn)的傷員與難民舉辦籌賑畫展，捐助了巨額錢款。

　　南洋是徐悲鴻的人生福地，也是其藝術(shù)生命的重要轉(zhuǎn)折點。當他身處困境，來到這個南洋小島，就會打開另一番天地。我們設想一下：徐悲鴻若非1925年在新加坡得到資助，他在法國的學業(yè)就難以維系；徐悲鴻若非1939年再到南洋，不會有著名的南洋四場籌賑畫展的舉辦，也不會有《奔馬(題第二次長沙會戰(zhàn))》等杰作的誕生。

　　《奔馬(題第二次長沙會戰(zhàn))》創(chuàng)作于1941年，他當時客居馬來西亞檳城。徐悲鴻用酣暢淋漓的筆墨精準地畫出馬的頭、頸、胸、腹和四肢，再用奔放的筆觸猛掃出頸部的鬃毛和尾巴，雄肆瀟灑，動感強烈。整體的筆墨干濕相間，對比分明。徐悲鴻筆下的這匹馬的角度幾乎接近全正面，這是一種極難把握的視角。在整體上看，畫面前大后小，透視感較強。奔馬骨骼堅韌，健壯有力，神采奕奕，似乎要奔出畫面，給人以空前的震撼。

　　徐悲鴻曾說：“余愛畫動物，皆對實物用過極長時間功力，即以畫馬論，速寫稿不下千幅?！睘榍谟诰毩?，徐悲鴻還曾在其南京傅厚崗家中(即著名的“危巢”)養(yǎng)了一匹小馬以供寫生之需?？梢?，其扎實的畫馬基本功源自其過人的造型訓練。徐悲鴻筆下的馬不但運用了科學的透視解剖，還結(jié)合寫意的中國傳統(tǒng)筆墨精華，而且從一定意義來說，他畫的馬是其理想的體現(xiàn)。對于徐悲鴻來說，一幅馬的畫稿畫了七八次是常有之事，有的甚至多達二十余次。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shù)科的學生們看到徐悲鴻畫馬好像不假思索，呼之即來，一揮而就。于是請教徐先生對于馬寫生過多少次？他笑著說：“記不清了，我怎能記得畫了多少次。那時我在巴黎和馬場交上朋友，經(jīng)常一去半天，甚至一整天，速寫馬的各種動態(tài)?？傊诼脷W8年之內(nèi)，素描稿不下數(shù)千張。除此還必須熟悉馬的解剖，如馬的周身骨骼、結(jié)構(gòu)，單知道還不夠，還要牢記于心，那才能運用到具體的畫中去?！?/p>

　　《奔馬》畫幅右側(cè)有題跋：“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長沙會戰(zhàn)，憂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結(jié)果也。企予望之。悲鴻時客檳城。”檳城，亦稱檳榔嶼、檳州，馬來西亞十三個聯(lián)邦州之一，位于馬來西亞西北部。當時的徐悲鴻正在那里舉辦賑災畫展。他先后在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的吉隆坡、檳榔嶼、怡保舉行畫展，盛況空前。他將畫展的全部收入捐獻，以救濟祖國的難民。馬來西亞的民間組織——霹靂華僑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有感于此，頒發(fā)給徐悲鴻感謝狀“仁風遠播”。這一時期，也是徐悲鴻創(chuàng)造力最旺盛的階段，《奔馬》等很多優(yōu)秀作品出自這一時期。

　　本次大展的核心展品——油畫《愚公移山》與中國畫《愚公移山》雖然畫于印度，但源自南洋。1939年1月9日，徐悲鴻由香港抵達新加坡。1939年7月2日，徐悲鴻在新加坡應當?shù)厝A僑領袖李俊承的邀請，出席了歡迎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譚云山之素宴。也正是因為這次與譚云山的見面，奠定了徐悲鴻與譚云山的深厚友誼。譚云山與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交情甚深，于是很快有了泰戈爾邀請徐悲鴻前往印度舉辦畫展與講學的異域之旅。在印度，譚云山為徐悲鴻的作畫、采風、展覽、講學提供了大量幫助。1939年11月18日，徐悲鴻由新加坡赴印度；1940年12月13日，徐悲鴻由印度返回新加坡；1942年1月6日，徐悲鴻登上開往印度的輪船，途中棄船經(jīng)緬甸仰光轉(zhuǎn)滇緬公路回國。這以后，雖然他與南洋的一些友人一直保持通信，也屢屢計劃再來南洋，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再也沒有成行，殊為可惜。然而，徐悲鴻在南洋留下的大量作品與故事，為我們研究他的藝術(shù)及其精神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應廣洽法師之邀

　　為弘一法師畫像

　　2017年11月10日至12日，筆者作為中國美術(shù)館的代表受邀參加在新加坡國家美術(shù)館舉行的國際現(xiàn)當代美術(shù)館專業(yè)委員會2017年會。會議期間，有幸在友人指引下參觀了薝蔔院(新加坡廣洽法師紀念館所在地)。廣洽法師紀念館展出了印光大師、弘一法師、馬一浮、徐悲鴻、葉圣陶、豐子愷等人贈予廣洽法師的書畫作品百余幅。正是由于此次參觀，筆者對于徐悲鴻與弘一法師、廣洽法師的認識又有了新的體會。

　　廣洽法師(1900至1994年)師從弘一法師學律10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來到星洲，1948年在新加坡芽籠建立薝蔔院，教化一方。

　　機緣和合的是，一代美術(shù)宗師徐悲鴻與弘一法師、廣洽法師均結(jié)緣甚深，其主要的緣起還在于徐悲鴻來到南洋為國內(nèi)抗戰(zhàn)傷員與難民舉辦一系列的籌賑畫展。

　　1939年，廣洽法師遷居新加坡的第二年，徐悲鴻來到新加坡舉辦畫展，以義賣所得支援抗戰(zhàn)，廣洽法師給予他較多幫助。為祝恩師弘一法師六十壽辰，廣洽法師邀請徐悲鴻為弘一法師造像。徐悲鴻早已深知弘一法師，并在留法期間與法師的侄子李麟玉相交甚厚，并得到他的幫助。1926年，徐悲鴻作《畫稿二十一》，并在上面題跋曰：“當日見巴爾堆農(nóng)(今譯作巴特農(nóng))舊冊以價重不能購，今又遇之矣，價尤重過之，只有看他絕版而已，嗚呼。”同稿又記曰：“李君圣章(即李麟玉)為吾購之，實沒齒不忘之大德也。”李麟玉，1915年畢業(yè)于法國杜陸芝化學院，1921年獲巴黎大學理學碩士學位，之后任教于北京大學。1927年獲法國騎士勛章。雖然徐悲鴻從未見過弘一法師，但是他敬仰大師的品格，便欣然接受廣洽法師的請求。根據(jù)廣洽法師提供的弘一法師照片，徐悲鴻畫了油畫《弘一法師像》。弘一法師樸實謙和的神采躍然于上。

　　1947年初秋，他又為《弘一法師像》補寫了一則題記，表達了對大師的景仰之情。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值徐悲鴻誕辰100周年之際，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先生攜徐悲鴻作品在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展覽，共展出100幅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徐悲鴻繪《弘一法師像》被留在了泉州開元寺弘一法師紀念館內(nèi)，誠可謂兩人56年后的再次因緣會聚。（邵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