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正維
古代琉球，是位于中國東南太平洋中的一個島國，因其“地界萬濤，蜿埏若虬浮水中，固名流虬，后轉(zhuǎn)謂琉球�！盵1]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即遣使招諭四海。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遣行人楊載詔諭琉球[2]。同年十二月，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隨載入朝，貢方物。”[3]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中琉建立正式的藩屬關系起，到清光緒五年（1879年）琉球為日本吞并為止，中琉雙方友好交往五百余年，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流頻繁。在此期間，中國儒家思想和文化傳入琉球，廣受推崇，對琉球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社會生活都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在中國儒學思想和文化向琉球傳播過程中，華裔儒學大師程順則功不可沒。
程順則（1663—1734），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生于那霸久米村一個書香仕宦之家。幼時曾名思武太，字寵文，號念庵行一，常以念庵或雪堂著書提款。
據(jù)《久米村系家譜·程氏家譜》記載，“程氏蓋為河南夫子之后焉”[4]，后來遷居福建。明洪武年間，其祖父程復移居琉球。由于程復才華出眾，頗受琉球中山王察度青睞，曾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正月、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四月兩次參加琉球進貢使團赴華。程復在琉球任職四十余年，勤誠不懈，八十一歲高齡榮升“國相兼左長史”，告老還中國。[5]
程順則之父程泰祚，明崇禎七年（1634年）出生。他年僅十九歲便任通事職，康熙二年（1663年）參加謝冊封恩使團隨清冊封使臣張學禮到中國[6]，居住福州柔遠驛二年，返琉球后曾任進貢都通事等職�？滴跏荒辏�1672年）初，他與金正華受命監(jiān)督久米村興建孔子廟，工程次年七月完成�！爸猩接形膹R自此始矣”[7]�？滴跏辏�1673年），他以朝京都通事身份隨進貢使團赴華，海上遇盜，不幸負傷。在福州傷愈后，于次年赴京朝貢�？滴跏哪辏�1675年）三月十六日離京，五月初至蘇州。因靖南王耿精忠叛亂，被迫滯留蘇州，期間舊病復發(fā)，醫(yī)治無效，九月二十六日不幸在蘇州逝世，享年四十二歲。當?shù)毓俑畬⒅裨嵊谔K州府吳郡。康熙十六年（1677年），琉球尚貞國王追封程泰祚為進貢正使。
受家庭影響，程順則自幼對中華文化抱有濃厚興趣。鄭章觀在《總理唐榮司程公傳》中曾評價他道：“自幼即端重不類群兒，秉性仁孝……敦孝悌以重人倫，篤宗教而和鄉(xiāng)黨”[8]。當時琉球為鼓勵青年讀書有成特設“秀才”名銜，年俸一石五斗米�？滴跏辏�1674年），年僅十二歲的程順則即入選“秀才”候選人，并拜琉球儒學大師鄭弘良為師，終于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獲得“秀才”名位。次年九月二十三日，程順則正式繼承程氏家統(tǒng)，被授真和志間切古波藏地頭之職，同時繼續(xù)跟隨鄭弘良攻讀儒學。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二十日，年僅二十一歲的程順則被授通事之職，同年隨王明佐率領的琉球謝恩使團來華，以“勤學”（即自費留學生）的身份拜福州鴻儒陳元輔、竺天植為師，潛心鉆研儒家經(jīng)典，攻讀中國文學與經(jīng)學，歷時四年，結交大批文人雅士。回國后，程順則即被任命為講解師。此職是當時琉球國專門為研究及傳授中國儒學人士而設的官聘學者，由大夫、都通事，通事中對中國儒學之理精通者中挑選而來，程順則恩師鄭弘良即為琉球國首任講解師。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程順則奉命為接貢存留通事赴閩，居留柔遠驛三年，再次師從陳元輔研究朱子學和詩文。此間，他還捐資二十五金購買《十七史》共一千五百九十二卷帶回琉球，捐獻孔廟。
康熙三十年（1691年），程順則被任命為琉球國講解師兼漢字筆者。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程順則奉命作為進貢北京大通事，隨同耳目官毛天相、正議大夫鄭弘良赴閩，次年進京上表章納貢。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程順則奉命為琉球世子、世孫講解《四書》、《唐詩》。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程順則被任命為琉球進貢正議大夫赴華進京。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程順則在久米村孔廟之側建立明倫堂，為琉球儒學教育奠定了基礎。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程順則率領琉球謝冊封恩使團赴京，并購《皇清詩選》數(shù)十部帶回琉球。
總之，程順則一生兩次赴福州求學儒術，三次赴京入貢，歷任接貢存留通事、進貢北京大通事、進貢正議大夫、隆動紫金大夫加銜法司正卿、謝恩使臣[9]，為中國儒家思想及文化在琉球的傳播，為中琉間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及兩國人民的友好情誼，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一、創(chuàng)建明倫堂，弘揚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是指以孔孟為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學術思想的主流。受其父影響，程順則對孔子及儒家學說甚為推崇�？滴跛氖迥辏�1706年）十一月，他以進貢正議大夫身份入京朝貢。使事結束后，次年九月，他特至山東曲阜參拜孔子故居及孔林圣墓，行三跪九叩大禮�；貒螅添槃t深感琉球孔廟雖建，但缺少一處傳播儒學的地方，遂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奏請琉球尚敬王，要求設立“明倫堂”，以孔廟東西兩廡為校舍，招收王府及久米村子弟施教，聘請對儒家學說研究有造詣的專家及留學中國國子監(jiān)歸來之官生擔任講解師及訓詁師。明倫堂由此成為琉球最早的國立學校及傳播儒學思想的教育中心。程順則“以紫金大夫一員司教，每旬三、六、九日詣講堂稽察諸生勤惰，兼理中國往來貢典并參贊大禮”；又“于久米村內(nèi)無論大夫、都通事及通用等中擇文理精通者一人為講解師”，“又擇句讀詳明者一人為訓詁師”[10]。前來明倫堂求學者除王府及久米村子弟外，還有來自琉球其他地區(qū)的諸多學子，從而大大推動了儒家文化在琉球的傳播。
程順則首開遵儒重教之風對琉球教育影響深遠。嘉慶三年（1798年），琉球國王尚溫下令設立“國學”及“鄉(xiāng)學”。國學設在首里王城之北的龍?zhí)�，入學對象主要是首里縉紳子弟及布衣子弟之俊秀者，鄉(xiāng)學則是為一般琉球人的子弟而建立，從而大大普及了琉球的教育。尚溫國王還訓飭學子，制定學規(guī)，“董勸諸生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要求學生以儒學的“正名”、“仁”、“孝”、“禮”為要旨，“先立品行，次及諸藝”，“躬修實踐，砥礪廉隅，郭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jīng)考業(yè)，匆雜荒誕之談”。同時，尚溫王還明確規(guī)定，無論出身，學生成績將作為其獎懲晉升的依據(jù)，“自茲以往，無論名門與寒陋，如有積行勤學，為國宣猷者，則雖布衣子弟，我將舉而用之。如或敗檢踰閑，不遵明訓者，則雖貴族子孫，我將退而去焉�！盵11]此后，琉球崇儒重教之風日盛，許多鄉(xiāng)村紛紛捐資興辦學校，“以興教化”[12]。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琉球尚育國王下諭：“朕思繼先志建文廟，永仰尼山之儀容”，再建孔廟。新孔廟“將至圣先師神主奉于正中，將顏子、曾子、思子、孟子神主配于左右，每年春秋上丁，賢王親詣文廟”，行祭祀大禮[13]，遵孔重儒的風氣一直持續(xù)不衰。
在向琉球王室傳播儒家思想與學說方面，程順則也貢獻卓著。他曾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任世子尚純、世孫尚益之侍講，朝講《四書》、夕授《唐詩》，歷時二十個月�？滴跛氖拍辏�1710年），尚益王即位后，他再任侍講，為尚益王講解《春秋》及《貞觀政要》�？滴跛氖吣辏�1708年）在華期間，他在天津書市上以重金購得一卷朱熹墨寶——“香飛翰院圖川野，春報南橋疊翠新”，回國后獻給國王，“王復歸之程氏，命其子孫世藏守之”。[14]
由于琉球國王自幼便由儒書啟蒙，深受儒家思想薰陶，即位后起用對儒術造詣深厚之士輔佐國政，力求實施儒家的德政。如琉球尚敬國王（1731—1751年在位）執(zhí)政期間對程順則、蔡溫等留華儒生非常重用，尤其蔡溫還提升至國相以輔政。雍正三年（尚敬王十四年，1726年），琉球國王還仿效中國帝王出巡之例，親率三百余貴族官員巡視琉球北部，“觀風整俗，賑助撫綏”，并且國王所經(jīng)之處，“民不勞一力，財不費一毛，百姓欣欣然，撥云霧見青天”[15]。這是琉球歷史上首次國王率員巡察民情，且未增加民眾任何負擔，儒家的德政贏得了百姓的衷心擁戴。
二、刊印《六諭衍義》，傳播儒家思想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程順則任進貢副使、正議大夫來華朝貢，進京事竣返回福州候船回國期間，捐資刻印了《六諭衍義》一書，并帶回琉球，使書中倡導的國民修身齊家標準在琉球和日本廣為流傳，影響深遠。
《六諭衍義》中的“六諭”選自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頒布的教民圣諭四十一條中與大眾生活倫理道德關系頗為密切的前六條，依序是：孝敬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xiāng)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雖說這六條特別選出來作為教育民眾修身的基本教材，但至明末鄉(xiāng)間“講者少，而不講者多，即有講者，不過虛應故事，那得家傳戶曉”。有鑒于此，明浙江會稽儒者范鋐決定編撰一本通俗易懂、廣為傳播的簡明教材。他按六諭順序，深入淺出，以實例分析利弊得失，并在每條教諭后附七言詩一首，便于讀者記憶傳頌，效果顯著。范鋐將書名定為《六諭衍義》，并在自序中寫明本書宗旨，“惟以去薄從厚，型仁講義為本，可以代木鐸老人，庶頹風可挽，以補其不及，務使家喻戶曉，人人長厚，以去其澆漓”。
《六諭衍義》雖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刻印，但實際在二十五年前，亦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程順則在華師從竺天植時，即被此書所吸引。據(jù)竺天植在《六諭衍義》重刻本序文中記載：“憶甲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余案上有《六諭衍義》一卷，程子翻閱再三，以為是書詞簡義深，言近指遠，不獨可以挽頹風而歸淳厚，抑可以教子弟而通正音，因請余授而藏焉。屈指星霜，忽忽已易二十五度，而程子猶以此卷之有裨于人心也，思欲刊布國中，以美其風俗，以正其音語，雖有志未逮，而此心終未釋然”。歷盡二十五載的期盼與努力，程順則終于完成多年夙愿，捐資付梓，刻印數(shù)百本帶回琉球。程順則在“重刻六諭衍義跋”中也說明自己如此執(zhí)著的原因：“六經(jīng)四書的微言奧旨，只可自喻之于心，何能日宣之于口，惟是編字字是大道理，卻字字是口頭話，男女老幼莫不聞而知之，教者省力，學者易曉，導之之術，莫有善于此者”[16]。程順則欣賞此書之處就是由于其通俗易懂，便于在民眾中傳播。
程順則歸國后即將《六諭衍義》獻給琉球尚貞王（1669-1708年在位），并建議將之作為國民修身養(yǎng)性的標準及學習漢語的課本，國王馬上許可，該書即被正式作為學校課本。
《六諭衍義》使忠孝節(jié)義的儒家理念深入琉球社會。僅乾隆八年（尚敬三十一年，1743年）這一年時間，琉球鄉(xiāng)村就出現(xiàn)有“泊邑照屋屢救人命”、“泉崎村宮里孝母又恩助姐妹親戚”、“泉崎村崎山之姑守節(jié)”、“高嶺間切屋古村松米次忠于家主孝于父母”、“佐敷間切屋比久村屋比久妻固守貞節(jié)”等等諸多忠孝節(jié)義的典型事跡[17]。而琉球王府對這些節(jié)義之民則分別賜予爵位、匾額、物品以資褒揚，從而大大推進了儒家思想在琉球社會的傳播。
此后，《六諭衍義》傳入日本，也深受重視。日本幕府將軍馬上命令漢學家注釋、翻譯，并將此書大量翻印，廣為發(fā)行，通令各地作為國民修身課本進行講讀。至明治維新后，《六諭衍義》才被新的教科書所取代。
三、積極引入中國典章制度與禮儀
明清時期琉球的典章制度及禮儀習俗深受中國影響。清光緒二年（1876年），日本派人持文強迫琉球歸附日本，琉球尚泰王在答復日本的文書中寫道：“夫國體國政之大者，莫如膺爵、賜國號、受姓奉朔、律令體制諸鉅典。敝國自洪武五年入貢，冊封中山王，改流求國號曰琉球，永樂年間賜國王尚姓，應奉中朝正朔，遵中國典禮，用中朝律例，至今無異�！庇纱丝梢娭袊湔轮贫纫焉钌顫B入琉球的政治生活。
程順則在華期間，尤其注重考察中國典章制度、禮儀與習俗�；貒�，他積極致力于引進中國的典章制度�？滴跛氖辏�1703年），他奉尚貞王之命重修琉球官制。他參照中國官制，歷時三年完成“中山王府官制”的修訂。程順則還參照中國禮儀，修改琉球冬至、元旦百官朝賀國王之禮儀，提出“殿下中道設香案”、“百官分左右翼各照品級排立”、“于墀下左右設五方之旗，設彩蓋于殿下左右”、“陳設儀仗、鳴金鼓、奏漢樂”、“王上先拜北天后升殿受朝賀”等，“維茲之舉，悉遵天朝之制，以為考定”。后經(jīng)歷朝逐漸改進，至乾隆年間程順則有關朝廷禮儀的各項建議已全部被采納實行。[18]
程順則推崇孔子，嚴格遵從中國禮儀行春秋二祭，“考中國釋奠之例，啟請祭孔子用大牢，祭啟圣公用少牢，其帛爵粢盛八籩八豆之寶皆如中國，惟祭品本國所無者以土產(chǎn)代之，祭期前三日與祭者皆齋戒，前一日演禮省牲，春秋二丁國王遣紫金大夫丑時祭啟圣祠，遣法司官寅時祭圣廟，皆行三跪九叩頭禮，又于圣廟行飲福受胙禮。自此以前，以紫金大夫或長史官為主祭行八拜禮，不行飲福受胙禮”，由于程順則“考中國之禮啟請”，于是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始，琉球完全照中國之典制祭孔。[19]
此外，程順則還對琉球斗量制進行改革，由于琉球斗量用“鄉(xiāng)判”，容量大于中國斗量，導致中琉間貿(mào)易流通時計量不便，程順則按中國斗量制實行改革，以此減少了兩國貿(mào)易及交往中的諸多不便。
四、出版詩集，推動漢詩創(chuàng)作
琉球漢詩指琉球王國時代琉球詩人用古漢語創(chuàng)作的詩篇，它是琉球王國與明、清兩朝文學交流的結晶。明清兩代，琉球政府公文、寺廟、公祠、學校的碑銘以及保留至今的歷史文獻、詩文，都使用漢字，漢語言在琉球社會流行甚廣。琉球在語言文字上與中國的血緣關系，是琉球漢詩產(chǎn)生與繁榮的基礎。由于明清政府與琉球國雙方互派使節(jié)往來，使臣與文人雅士吟作漢詩，此外，閩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也對漢詩傳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再加上大批琉球官生及自費生來華學習，習作漢詩，這些都促進了漢詩在琉球的發(fā)展，而程順則在此間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程順則自小受儒學薰陶，愛好漢文古詩。此后兩度留學中國，時常與文人雅士對詩酬唱。據(jù)《福建通志》與《閩候縣志》記載，程順則業(yè)師陳元輔，號昌其，順治間布衣，著有《枕山樓集》�？滴醵四辏�1689年）程順則第二次來華時，在福州再次拜訪恩師陳元輔。陳元輔向程順則出示《課兒詩話》講稿，程順則認為這是指導琉球人漢詩創(chuàng)作的最好教材。他隨即表示“不獨范我于規(guī)矩之中，抑且引人于神化之境，誠詩家之指南車分水犀也。雖先生之庭訓，奚不可作后學之津梁手。爰與僚友楊丹巖并游學儲子毛允和、鄭克文、陳楚水、蔡天水捐資授梓”[20]�！墩砩綐钦n兒詩話》在福州柔遠驛出版后被帶回琉球，大大促進了漢詩在琉球的發(fā)展。
返國后，程順則大力推廣漢詩�？滴跞辏�1693年）七月八日，琉球尚貞王世子尚純賞他鳳尾蕉（即蘇鐵）一枝，詩友紛紛賦詩祝賀，程順則將友人贈詩與自己的答謝詩匯編成《雪堂記榮詩集》一卷，廣為傳播�？滴跛氖辏�1704年）任世子尚純、世孫尚益侍講時，他也不忘講解唐詩。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程順則為朝貢事第三次赴華，他將沿途所作八十余篇詩集匯編成《雪堂燕游草》后，在福州刊印，攜回琉球，廣為流傳，琉球文壇視為漢詩代表。清內(nèi)閣中書舍人、冊封使林麟焻，儒學大師陳元輔，琉球中山王府紫金大夫蔡鐸三人都在篇首作序，對程順則為人及詩作予以高度評價。林麟焻寫道：“見其集中所載，若賜宴、頒幣、舟中拜闕，放鶴亭讀圣制諸作，瞻仰吾君也；姑蘇省墓二首，不忘乃父也，忠孝之思，藹然言表；至其登臨贈答、俯仰陳跡、流連弗古，有慷慨悲歌之致，則又思如泉涌，筆若濤飛，秀句得江山之助也。觀程子之詩，知其為人，洵不愧彼所謂豪杰之士矣�！盵21]
程順則的《雪堂燕游草》傳入日本薩摩藩后，備受推崇，和尚畫家木村探元逐一摹擬描繪，每詩一畫，匯集成《雪堂燕游圖》。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程順則隨江戶慶賀使抵薩摩藩，藩主對程順則盛宴接待，同時取出珍藏的《雪堂燕游圖》供賓客觀賞，并向程順則求證，請程順則題款于畫中。此事在日本轟動一時，且影響深遠，朝野人士、文人墨客都紛紛與程順則吟詩酬唱，大大促進了漢詩在日本的傳播。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程順則最后一次率謝封恩使團抵華，在福州見到《皇清詩選》，內(nèi)收錄琉球、朝鮮、安南諸國漢詩。其中琉球入選二十五位詩作者七十首詩（朝鮮八首，安南四首），包括中山王世子尚純、王弟尚弘毅及法司以下官員的詩，此為中國詩集收集琉球人詩作之始。程順則興奮異常，于是“捐資購得《皇清詩選》數(shù)十部，每部三十卷，歸獻王府內(nèi)書院一部、圣廟一部、譯寫所一部，余部送師友”。[22]
程順則的漢詩，在沖繩文學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在清代詩壇，他也是周邊國漢詩中最有影響的一位。上述《皇清詩選》中收錄的琉球二十五位詩人七十首漢詩中，程順則就占二十一首。雍正三年（尚敬十三年，1725年），琉球出版唯一的詩文總集《中山詩文集》，其中三分之一為程順則的詩作。清代儒學大師陳元輔曾在“雪堂紀榮·跋”及“雪堂燕游草敘”中盛贊程順則詩作“詠物之工，頌揚之美，兼而有之”，“以真性情，為真文章，追太史工部風”。程順則前后五次到中國，其詩作或攬勝紀行、即景詠物，或與清國學士贈酬答對，飽含中國儒家忠、孝、節(jié)、義、仁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對琉球文壇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
五、編撰《指南廣義》，促進航海貿(mào)易發(fā)展
值得一提的是，一代儒學大師程順則除對中國儒家思想與文化傳播琉球貢獻卓著外，對中國航海技術傳入琉球亦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眾所周知，古代中國在歷史上曾經(jīng)是個造船與航海事業(yè)相當發(fā)達的國家。宋、元時期，隨著海外貿(mào)易的繁榮，福建成為全國最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已有“海舟以福建為上”的說法[23]，且形成泉州、福州兩個造船中心。據(jù)史籍記載，此時福建的“福船”已著稱于世，“其制皆以全木巨坊攙壘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之”[24]。明代商品經(jīng)濟的蓬勃發(fā)展，繼續(xù)推進福建造船業(yè)的發(fā)展，福州地區(qū)及漳州月港成為造船業(yè)中心。鄭和七下西洋，數(shù)經(jīng)福州府屬修、造船只。此外，福州還是明代修造冊封舟的重要基地。這些無疑都促進了福州海上交通的發(fā)展。隨著福州地區(qū)造船技術的日臻成熟，形成了一支實力雄厚的造船技術隊伍，尤其是漳、泉、福等地擁有一批各具特色的優(yōu)秀造船工匠。“漳匠善制造，凡船之堅致賴之；福匠善守成，凡船之格式賴之�！盵25]上述諸多優(yōu)勢為福建造船航海技術向外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
相形之下，古代琉球國雖為島國，海道險阻，“浪大如山，波迅如矢，風濤洶涌，極目連天”[26]，然而造船航海業(yè)卻十分落后，“縛竹為筏，不駕舟楫”[27]，嚴重阻礙了琉球與外界的往來。琉球迫切需要大力發(fā)展與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外界經(jīng)濟往來，“貿(mào)遷有無，以供國有”[28]，而海上交通工具的滯后就成為其經(jīng)濟發(fā)展及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鑒于琉球造船航海業(yè)十分落后，難以與明朝保持密切的朝貢關系，除賜海舟給琉球外，另賜琉球“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29]。閩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成為福建先進的造船航海技術向琉球傳播的重要使者，因為他們來自精通此技的福建東南沿海。據(jù)史籍記載，福建沿�！八赝ǚ啊保淙恕岸嘀O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寧人。漳之詔安有梅嶺、龍溪、海滄、月港，泉之晉江有安海，福寧有桐山，……船主、喇哈、火頭、舵公皆出焉”。[30]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汪楫、林麟NFDA2冊封琉球時，冊封舟上的中國舵工曾將一本流傳的航海針法送給琉球舵工，該針法經(jīng)書后輾轉(zhuǎn)到程順則之手。在此基礎上，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程順則依據(jù)閩人三十六姓后裔所留傳的航海指南針使用方法，結合歷屆冊封舟、進貢船舵手的實際操作經(jīng)驗，再廣泛參考各種天文、氣象、地理、典籍記載等諸多文獻資料，整理編撰《指南廣義》，在福州刊印后帶回琉球。該書不僅詳細校明中琉間往返針路，并且詳盡記載了有關航海的地理、天文、氣象等方面的重要資料，成為中國與琉球間交通航海的必備指南。無怪當時琉球人普遍認為，只要熟讀《指南廣義》，便可確保航海安全。冊封使臣徐葆光亦贊嘆道：“琉球針路，其大夫所主者，皆本于《指南廣義》�！盵31]
綜上所述，琉球一代巨儒程順則不僅對中國儒家思想與文化向琉球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也促進了中琉間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航海方面的往來。此外，他的人品也廣受世人稱道。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冊封使臣周煌曾高度評價程順則：“勸學勵志，言行交修，任紫金大夫，愛民潔己，不營寵利。年七十余，卒之日，書籍外，無余貲，國人至今猶爭道之”。[32]
［注釋］
［1］陳仁錫：《皇明世法錄》，明刻本，卷80，第12頁。
［2］《明太祖實錄》卷71，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影印本，洪武五年一月甲子。
［3］張廷玉：《明史》卷323，外國4，中華書局，1974年，第8361頁。
［4］［7］［9］［10］［14］［19］［21］［22］《久米村系家譜》下冊，第541、544、545—559、552—553、558、548、555—556、549頁。見《那霸市史》資料篇，第1集卷6，那霸市計劃部市史編集室，昭和五十五年。
［5］《明太宗實錄》永樂九年四月癸已條，江蘇國學圖書館傳鈔本。
［6］《歷代寶案》校訂本，第2冊，卷34，沖繩縣書館史料編集室，1992年，第380頁。
［8］楊仲揆：《琉球古今談》，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01頁。
［11］［12］［13］［15］［17］球陽研究會編：《球陽》，角川書店，昭和五十七年，第397—398、454、456、280—281、323—324頁。
［16］范NFDA4：《六諭衍義》，“自序”，沖繩縣立圖書館資料叢書，第1卷。
［18］鄭章觀：《總理唐榮司程公傳》，轉(zhuǎn)引自張希哲：《程順則對于中琉文化交流的貢獻》，臺灣中琉文化經(jīng)濟協(xié)會：《第二屆琉中歷史關系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灣中琉文化經(jīng)濟協(xié)會出版，1989年。
［20］陳元輔：《枕山樓拾玉詩話》，“程順則跋”，1818年京都莫華堂刊版。
［23］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76，光緒三十二年開雕，宣統(tǒng)二年刻竟，第15頁。
［24］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卷34，四庫全書珍本初集，集部別集類本。
［25］謝杰：《琉球錄撮要補遺》，臺灣文獻叢刊第287種，臺灣銀行經(jīng)濟研究室編，1970年，第274頁。
［26］徐孚遠：《明經(jīng)世文編》卷460，李文忠公文集，中華書局影印本。
［27］蕭崇業(yè)：《使琉球錄》，第112頁，臺灣文獻叢刊第287種，臺灣銀行經(jīng)濟研究室編，
1970年。
［28］［32］周煌：《琉球國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293種，臺灣銀行經(jīng)濟研究室編，1971年，第196、225頁。
［29］龍文彬：《明會要》卷77，外藩1，“琉球”，中華書局，1956年。
［30］茅元儀：《武備志》卷214，海防6，明天啟元年刻，清修本。
［31］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臺灣文獻叢刊第306種，臺灣銀行經(jīng)濟研究室編，1971年，第14頁。
(編者注:此稿版權屬于《華僑華人歷史研究》，刊用此文務經(jīng)《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書面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