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在線報道(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 孫牧寧)：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目前正在審議憲法修正案草案。新加坡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學者、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認為，中國對憲法進行修改，是為了適應目前經(jīng)濟社會的變革，更好地實現(xiàn)國家治理。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法與變是一對矛盾體，只有在兩者之間掌握平衡，才能達成良好的國家治理。他說：“法律，尤其是憲法，是制度化的最后手段。制度轉化為憲法，就是高度的制度化。制度化的意思，就是這個東西不要變，把它固定下來，但是實際上不是這樣。我們處在一個社會經(jīng)濟各方面大變動的時代。這是一對矛盾體。怎么解決這個問題，任何國家都一樣。美國的憲法修正案也是一樣的，過一段時間，它需要變化了，它就去做一個修正案。所有的法律不能是死的，需要是有活力的?！?/p>

　　鄭永年認為，各國制訂憲法修正案是要法律與社會發(fā)展相適應。鄭永年說：“中國社會經(jīng)濟現(xiàn)實發(fā)生變化了，你的治理體制如果不發(fā)生變化的話，兩者就毫不相關了。所以，我是覺得，總體來說，這份憲法修正案草案是要在變和不變兩者之間達到一個平衡。修憲就是在不適應的地方進行修改，在適應的地方還是繼續(xù)下去。我們處于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所以在變動的時代是需要這個修憲的。”

　　鄭教授認為，依法治理國家，在法律的基礎上進行制度建設，是中國發(fā)展的方向。而最終，法律無論在對內治理，還是對外交往中，都將成為最有力的保障。他說：“有法可依的話就好做事情了。假設在經(jīng)貿上，如果發(fā)生糾紛了，依靠什么？不是靠力量，是要靠法律。所以，為什么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大家將它唾棄了呢？因為它靠武力來解決問題。因為，所有的全球化也好、區(qū)域化也好，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多起來之后，就需要法律了。人與人之間也是一樣的。一個社會之間，人與人毫無關系的話，那就不需要法律，我過我的生活，你過你的就好了。但是大家互動多了以后，就需要有規(guī)矩、有規(guī)則了，這些規(guī)矩規(guī)則就是法律。為什么中共十九大之后要成立一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因為法治建設是所有的國家根本制度建設里面的核心內容?！?/p>

　　鄭永年教授強調，正因為法治建設是一切制度建設的核心，因此，為適應社會的發(fā)展變化，修憲是一個必要的手段；而對法律的修改與調整，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一條沒有終結點的治理之路。

　　鄭永年說：“中國要使得整個的治理體系符合社會發(fā)展的大的變化，才做的這個修憲決定。憲法的變化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憲法、法律的變化沒有歷史的終結，永遠是開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