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海外華文女性寫作尋找愛和詩意(文學聚焦)

　　近年來，海外華文女作家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不約而同從以性別批判與關懷的文化視野，以超越自我與他者的人類家園意識，轉(zhuǎn)向?qū)ε詡€體生命、母系家族與家國的多面歷史書寫。她們通過考古式的史料挖掘與個性化的審美想象，重塑靈魂，重構(gòu)真實。這種新歷史小說，把混沌破碎的性別經(jīng)驗、家國之痛的記憶碎片，聚合成男女兩性生命之花，甚至是整體人類精神進化圖景。其中，重構(gòu)女性與母系血緣家族譜系的歷史書寫，構(gòu)成一道人類精神詩意棲居的靚麗風景。

　　用母愛之光點亮世道人心

　　從海外女性創(chuàng)作看，重構(gòu)女性與母系家族歷史，重塑母親形象與重釋母女關系，是從女性個體記憶出發(fā)，抑或從女性個體駕馭命運的生存浮沉，牽引出母系血緣維系的幾代女性生命故事，對女性歷史進行重新書寫。絕不僅僅是批判封建男權(quán)對女性的壓制歧視，更重要的是回望生命來路，尋找原鄉(xiāng)記憶，試圖以母愛之光點亮世道人心。

　　女性母系血緣家族譜系歷史的書寫，把母親主體推到歷史前臺，展示母親堅韌、獨立與智慧的生命狀態(tài)，善良、包容與博愛的母親精神，將母親生命意義與母愛價值鐫刻于人類歷史。旅英女作家虹影，有著濃厚的尋母情結(jié)。多年執(zhí)著于母親形象與母女關系的重塑。她的《饑餓的女兒》《好兒女花》《米米朵拉》，是女性自傳體式的新歷史小說。

　　馬來西亞華人女作家戴小華的非虛構(gòu)長篇新作《忽如歸》，是一部用愛縫合被撕裂的家國痛史。小說敘事者“我”，也是女兒的“我”，小說中的母親是遠在臺灣的逝世母親，也是母國的隱喻。在從臺灣到大陸還沒有“三通”的年代，“我”7天之內(nèi)用飛機把母親遺體從臺灣送到大陸的故土安葬，“我”堅信“冥冥之中一定有種強大的愛的力量”。小說以簡樸白描，描寫女兒的靈魂簇擁著母親的靈魂回到母國故土的懷抱，一種感動天地之心的愛在浩瀚時空涌動。

　　美籍華人女作家嚴歌苓的《媽閣是座城》，加拿大華人女作家張翎的《陣痛》，這兩部小說具有驚人相似的精神同構(gòu)。她們以一個女人和她的孩子作為基本意象與經(jīng)驗主體，重建兩個家族三代女性的命運歷史。她們以家族喻國族與人類，以血緣遺傳喻文化根脈傳承，對家族基因遺傳對民族性與人類性的影響進行開掘，試圖為現(xiàn)代人尋找超越精神困境的出口。

　　美籍華人女作家施瑋的《世家美眷》，以陸家的第四代女人的親歷口吻，講述陸氏家族四代女性隱忍、掙扎與反抗封建男權(quán)政治的壓迫，是一部塑造女性靈魂的歷史；加拿大華人女作家李彥的作品從《紅浮萍》到《海底》，三代母女關系水火不容的沖突如變奏的命運復調(diào)，隨著時代身份的變遷，糾結(jié)延展，但母女在機場緊緊擁抱的離別場面，對海底與海天生命狀態(tài)不同價值的認同，最終化成母女情感從血緣升華到精神之愛和解。

　　放飛現(xiàn)代女性生命智慧

　　女性成長傳記的歷史書寫，實際上是女作家的精神自傳。她們生活在女性精神生命自我重建的現(xiàn)實里，駕馭著理性的激情與夢想，經(jīng)歷靈魂涅槃，放飛現(xiàn)代女性生命智慧。

　　加拿大華人女作家王海倫的《楓葉為誰紅》，描寫一個失婚的華人女性歷盡千辛萬苦尋找家與重建新家的過程，完成自我靈魂的救贖，擁有了化夢想為生活的神奇生命。小說結(jié)尾“楓葉為誰紅”有了答案：為世代傳承的母愛而紅，為人類美美與共的博愛而紅。漫山紅遍、層林盡染的楓葉意象，是個體的，也是集體的；是自然生態(tài)的，也是人文生態(tài)的。這里是一個充滿愛和美好的人類靈魂詩意棲居地。

　　加拿大華人女作家江嵐的《雙面牡丹》，是以自己和周圍華裔女性的生命體驗為素材，書寫的一部華人知識女性的成長傳記。美籍華人女作家陳謙的《無窮鏡》塑造的硅谷紅珊科技公司的CEO珊映華人女性形象，以精神性自審卓立于世界華文女性文學長廊。陳謙在無窮鏡下，把追求自我實現(xiàn)的精神理想——煙花”，推演到高山之巔，在一個個悖論接踵而來的瞬間里，上下求索，獲得人類精神高原的巔峰體驗，揭開華人女性自我意識覺醒之后，更深層的精神生命真相——渴望真愛。

　　《饑餓的女兒》是以女兒為主體形象的歷史敘事，因雙重饑餓即肉體與靈魂的饑餓所導致的母女之間的糾結(jié)，是刻骨銘心的痛?！逗脙号ā穭t是以母親為主體的母親歷史。女兒以參加母親葬禮為線索的懺悔反思，營造出一個新的母親世界，一個暖融融的母親愛巢。女兒把母親的身世一點點解開的同時，也撫平了母親與女兒靈魂最深處的痛。女兒面對去世的母親說，“前世你做我的母親，來時你做我的女兒”。因此，虹影創(chuàng)作了奇幻小說《米米朵拉》，一個小女孩尋找母親的故事。女兒再次成為小說的主角(當然也是母親的轉(zhuǎn)世)。這里的母親隱喻是雙重的，既是現(xiàn)實生活的母親，也是自然母親。小說開篇是山洪暴發(fā)和母親缺席，其內(nèi)在的因果關系是，人類自我中心膨脹的貪欲導致自然生態(tài)與人文生態(tài)的嚴重危機。自然是人類的母親，人類破壞自然，母親便會徹底離席，試圖喚醒人類的家園意識。

　　嚴歌苓的《媽閣是座城》通過澳門媽閣、美國拉斯維加斯等地賭場的現(xiàn)世奇觀與梅家日常生活事件交織，演繹了一場世代博弈的靈魂戰(zhàn)爭。第五代孫女梅曉鷗在祖奶奶梅吳娘的靈魂幫助下，拯救出自己、兒子、情人。母愛的救世力量，顛覆了男權(quán)文化歧視女性生命價值的陋根。

　　張翎的《陣痛》以三代母親的生育陣痛對應三次戰(zhàn)爭歷史的橫斷面，“三代女人，生在三個亂世，又在三個亂世里生下她們的女兒。男人是她們的痛，世道也是她們的痛，可是她們一生所有的疼痛疊加起來，也抵不過在天塌地陷的災禍中孤獨臨產(chǎn)的疼痛。”也就是說，母親最傷心的痛就是自己男人的不在場。一個母親的陣痛之后，帶來的是一個家族的希望；一個時代的陣痛之后，帶來的是整個民族的崛起。當然母親在場與父親的缺席，從更深文化層面看，是復雜的隱喻，是對戰(zhàn)爭的反思，也是對人類和平的呼喚。

　　施瑋的《世家美娟》塑造的陸家第二代女性陸文蔭內(nèi)心具有不可戰(zhàn)勝的強大。她在92歲尋找愛情的生命長河里，一直渴望得到男性的真愛，但是，所有被她愛過或恨過的男人，都讓她嘗盡愛與性、靈與肉分裂的恥辱體驗。在生命最后時刻，她毅然決然地回到陸家大院少年時代的繡房，放棄一生對所有男性偶像的膜拜，平靜安詳?shù)貕劢K正寢。敘事者在徹底解構(gòu)男權(quán)婚姻家庭歷史的同時，重構(gòu)女性個體生命。

　　在色彩斑斕的女性文學描述里，愛是人類最高境界的倫理，這是海外華文女作家在跨國界、跨文化與跨種族的生存環(huán)境中，處處有家、處處無家園的無根飄流里，化解了原生故鄉(xiāng)與第二故鄉(xiāng)的博弈沖突之痛，多重邊緣身份的恐懼，以及異質(zhì)文化認同的危機。在母國哲學“萬物與我為一”的終極平等倫理理想影響下，超越西方女性寫作的“為女人”，試圖用文學的形式為人類尋找詩意的棲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