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足球：

　　它帶給我刺激、歡樂和痛苦

　　新京報：上世紀90年代，很多人知道大連萬達，還是通過一支足球隊的名字，當時你的公司還不算大，投資足球是出于什么考慮？

　　王健林：我喜歡足球，我是球迷嘛。

　　新京報：年輕的時候也踢球？

　　王健林：年輕時在部隊玩過，那不能叫踢球，只是玩過。

　　新京報：當時喜歡踢什么位置？

　　王健林：中衛(wèi)。就是瞎玩。

　　新京報：從當時的大連萬達隊撤資，現在又投資了(西班牙)馬德里競技，這些年，足球給你帶來了什么？

　　王健林：刺激、歡樂，甚至包括痛苦。有贏球時候的快樂，輸球時候的痛苦。

　　足球在體育運動當中，無論是空間還是時間強度，都是最大的運動項目之一。一場球能去幾萬個球迷，它的吸引力，它的變化性，它的不可預測性，都特別吸引我。

　　新京報：許家印、馬云等人都投資了國內的足球俱樂部，你投資國外俱樂部，是出于什么考慮？

　　王健林：我也不排除投資國內足球俱樂部。只不過我還真不是為了我個人搞俱樂部的。

　　新京報：不是為了你個人，那是為了？

　　王健林：中國足球最近幾年呈現的一個趨勢，就是不平衡。俱樂部很高，國家隊很低。俱樂部可以拿亞洲冠軍，國家隊小組賽可以三場全勝，但還不是在八強就回家了。

　　我就想怎么改變國家隊比較弱的局面，就得從青少年抓起。但是呢，我這個呼吁重視青少年的培養(yǎng)可能很難形成共識，因為這個東西要證明得七八年。

　　新京報：所以你就投資了國家少年隊？

　　王健林：我涉足足球行業(yè)20多年，對足球深有體會，當時萬達足球在中國如日中天，橫掃一切，板凳隊員都是別人羨慕的想搶購的對象。那時候我們就是狠抓青少年。我是中國第一個建足球學校的(企業(yè))，很早就建了足球基地，建立了五支預備隊選足球少年。

　　新京報：你認為通過自身努力，能促使我們足球有什么蛻變？

　　王健林：我想通過我的努力，使大家更加重視青少年人才的培養(yǎng)，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聯(lián)賽和國家隊身上，因為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你不應該只重視塔尖的東西，也要重視塔基的東西。

　　當中國足球小孩擴展到兩三百萬人的時候，我相信中國在亞洲絕對一流。

　　新京報：投資中國足球，上世紀90年代可能為企業(yè)帶來品牌榮譽，但是現在萬達已是商業(yè)帝國，再投資足球，心態(tài)上會有什么變化？

　　王健林：我就是為熱心的中國球迷做些事，這也算是社會公益嘛。投資足球每年好多錢呢。

　　新京報：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出了三個夢想，打進世界杯、申辦世界杯和奪得世界杯。

　　王健林：是啊。這是習大大的個人夢想，我相信也是全國人民的夢想。

　　談政商：

　　“政商關系這門學問比博士后還高”

　　新京報：拿“亞洲首富”來說，原來的首富是主要做地產的李嘉誠，然后是搞互聯(lián)網的馬云，現在又被玩地產的你取代，這像是一種輪回。

　　王健林：我不是玩地產的。我說過，我必須在三年內或者五年內去“房地產”化。

　　新京報：在你看來，去“房地產”化是一個趨勢？

　　王健林：是個趨勢。我們覺得今明兩年陸續(xù)還有幾家上市公司，可能你會發(fā)現，我們這些公司的市場價值已經超過商業(yè)地產，而且商業(yè)地產我也定了，2017年初或年底改名，不叫萬達商業(yè)地產，我已經想好名了，叫萬達商業(yè)發(fā)展公司，或者叫萬達商業(yè)服務公司，我不投資了叫什么地產呢，就是作為一個服務者。

　　新京報：就拿地而言，低地價是萬達的法寶，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為什么總是萬達能勝出？

　　王健林：這就是商業(yè)模式。當初90年代中期我們就說我們這種搞房地產，第一我覺得現狀不穩(wěn)定，拿了幾塊地吧噠噠地價上去了，再去拿幾塊地地價下來了，這不是一個現代企業(yè)的模式，應該去找長期固定模式，所以我們就選擇了做商業(yè)地產。

　　做商業(yè)地產也好，做電影產業(yè)也好，不管做什么，做得讓別人來求我們就好了，慢慢地，我們通過模式實現了預期。外來看是品牌，二線城市要請我們去，在博弈中就相對有話語權了。

　　新京報：聽說做商業(yè)地產，有個“萬達速度”，24個月。

　　王健林：內部最長吧，其實我們定的是18個月。

　　新京報：有人認為，“萬達速度”迎合了個別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績的心態(tài)。

　　王健林：這是瞎扯，我才不是為了迎合他們的。一個廣場十個億，一年租金一兩個億，你說你干快一點就多出一兩個億。只有快點干。

　　住宅和我們相反，拉的戰(zhàn)線越長房價越高，甚至一期只推一棟樓，這就是模式決定的速度。

　　很多人認為我們是迎合了政府，其實不然，你得為自己著想，我這種模式投資資金大，建得越快才越見效。

　　新京報：你說過，你做企業(yè)的方法是“親近政府，遠離政治”，怎么理解？

　　王健林：這是我對政商關系的理解。中國的政商關系這門學問應該比博士后還高呢，可惜高校沒有教這門課。怎么處理好這個關系呢，我的這個想法也不一定準確，就是純粹出于排比對仗，一個親近，一個遠離嘛(笑)。這句話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場，搞自己的商業(yè)模式，但我也不贊成遠離政府，在中國我覺得遠離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黨，顯然太假了。

　　所以呢，還是要理政府的，可能再小的政府比再大的企業(yè)還要重一點。

　　新京報：“親近政府，遠離政治”這個過程中，你個人的一些特點是否會遺失掉？

　　王健林：我主要是為了企業(yè)安全，盡可能靠我們的模式打動他，讓他們求我們，而不是靠我們，現在反腐敗更加證明我們的正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