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王安石的改革
文／ 李國文
公元1069年(北宋熙寧二年)的二月間，王安石奉召進京，得到神宗絕對信任的他，大張旗鼓地實施變法。
由于確實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更沒有充分估計到可能的反撲。所以，有一位叫范縝的大臣，上書反對他，“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可以想見他那氣不可遏的樣子。接著，他還犯了一連串策略性的錯誤，從不主動爭取盟軍和友軍的支持，而把有可能成為盟軍和友軍的人打成敵軍，也不放下身段去說服那些不同意見者，甚至下手打擊其實完全不必打擊的反對者，聽不得任何相反的聲音。若是回過頭去看熙寧二年，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中：“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法，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重點放在老百姓的不能承受上，并非全部否定變法，只是新法在具體落實的過程中，過于峻急傷民，與民爭利，而“四海騷動，行路怨咨”的結果，持有異議罷了。后來的事實證明，當司馬光復出，全部否定新法的時候，蘇軾曾與之爭辯，認為有的新法未可一筆勾銷，為此獲罪于司馬光。
樹敵過多的王安石，罔顧眾人的反對，在神宗強烈支持下，變法諸多措施，終于一一出臺。這位改革家常責備別人讀書少，而他自己卻未能從歷史上那些改革家的命運，吸取必要的教訓。商鞅，桑弘羊，王莽，劉晏、楊炎、第五琦，王叔文、王伾諸人的起伏沉浮，至少有四條經(jīng)驗，我們這位王“圣人”，未能引以為戒：
第一，絕對不能低估反對派，要知道，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成敗往往系此一步；
第二，絕對不能貪多求快，要知道，中國人向來持中庸之道，欲速則不達。不但不達，你動作大了，動作快了，常常招至強烈的反彈；
第三，絕對不能因為你口頭上喋喋不休的光榮、偉大、正確，老百姓會理所當然地買你的賬。他們通常不大相信你說過些什么，而在意你做過些什么；
尤其，第四，絕對不能由于你許諾明天給老百姓一個油餅，你今天就有權利，用針線縫上老百姓的嘴，拿老百姓不當人來折騰。
看來，王安石讀書雖多，但他的自大狂傾向，也是相當明顯的。他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理論信念，其負面因素，就表現(xiàn)在諸如剛愎自用，頑固偏執(zhí)，拒絕妥協(xié)，抵制調(diào)適的性格缺陷上。這些屬于自大狂的強迫癥，阻礙著他借鑒歷史上那些失敗的改革，用以自勵。他把他的改革大業(yè)系于神宗陛下一個人身上，以為只要將他說服就萬事大吉了；康、梁的敗走東瀛，譚嗣同的命喪菜市口，也是把寶押在光緒身上的必然結果。王安石以為趙頊言聽計從，上方寶劍在手，便一意孤行起來，哪怕碰上南墻，也是死不轉寰。于是，政令一出，輿論大嘩，朝野大亂，沸反盈天。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慶歷進士，任淮南判官，知鄞縣，歷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東刑獄提點，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入為度支判官，上萬言書，要求“改易更革”。任直集賢院，知制誥。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拜參知政事，力主“變風俗，立法度”，為年輕而極想有為的神宗所接受。于是實行變法。設置三司條例司，以呂惠卿主其事。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先后推行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法。用王韶發(fā)動熙河之役，取得對西夏作戰(zhàn)勝利，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永樂之役復大敗于西夏。又改革科舉，整頓學校，訓釋《詩》、《書》、《周禮》為《三經(jīng)新義》，遭到司馬光、文彥博、呂誨、呂公著和二程等人反對。他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進行反駁。由于新法在推廣實施過程中，粗糙行事，強迫命令，遂出現(xiàn)市場凋弊，商業(yè)萎縮，百姓出走，農(nóng)田拋荒等現(xiàn)象發(fā)生。加之不良官吏，籍此牟利，無恥小人，借以漁肉，以致民眾不堪新法之擾，有逃亡者，有自傷者，有背井離鄉(xiāng)者，形成強大的反對聲浪。高太后、曹太后出面干預，神宗動搖，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王安石罷相出知江寧府。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復相。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再次罷相，退居江寧半山園。死后，先封舒國公，稱為舒王，后改荊國公，又稱王荊公。
在中國歷史上，再無比他更能引發(fā)爭議，褒貶不一的人物了。對其評價，從南宋以后，至元代編《宋史》，評價一路直下；而從民國以后，至文革批林批孔，行情重又看好。推崇者捧高到近乎于神，丑化者差不多將他描畫為鬼，如此各走極端，強烈反差到天淵之別，是極為罕見的現(xiàn)象。但在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仍受傳統(tǒng)史書的影響，認為王安石為“拗相公”這個形象，還是相當主流的觀點。近年來，王安石重新被認識，被高置到了偉大政治家，偉大的改革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文學家的位置上，甚至，還有偉大的軍事家的光榮頭銜。中國人要是神化起一個人來，也真是匪夷所思。但是，要給一個人加上偉大這兩個字的定語，我們不是看他“說“得多么偉大，”想“得多么偉大，而是要看他”做“得多么偉大，對于時代的”貢獻“多么偉大，在老百姓心里的“形象”多么偉大。光有前面兩個偉大，而無后面的三個偉大，這種半截子偉大的人，任憑你花言巧語，強詞奪理，也難以真正偉大起來。
王安石作為宋代的一位政治家和思想家，無論在當時，還是后來，應該是舉世公認的，但從來沒有一位研究他的學者，認為他是一位具有行政能力和管理經(jīng)驗的CEO式的領軍人物，更不是一個折沖尊俎，應變圓通，靈活機智，進退從容的領袖人物。他連自己的私生活都不善料理，焉談其它？他只是一位智商極高而行為能力極低，性格偏謬而強烈自信的學者，適合做學問，如果一定要參政，為智庫，為智囊，為幕僚，為高參，會是不錯的人選。因此，讓他出謀畫策，沙盤作業(yè)，是可以的，而讓他運籌帷幄，指揮全局，則不行。不要說北宋時期的那種因循保守的政治體制，也不要說北宋時期那種懣頇臃腫的官僚架構，更不要說幾乎不跟大宋王朝的老百姓打一聲招呼，簡直讓人嚇一個跟頭的改革大計，像雷陣雨似的傾盆而來。哪怕一個極正常的當代國家，毫無預案地讓全民承受如此大規(guī)模，大范圍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那必然要產(chǎn)生強烈的社會動蕩，要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誰也是經(jīng)不起折騰的。
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覺得大宋王朝需要改革，但沒有一個有頭腦的人，會贊成王安石這樣的改革。
你是在進行改革，而不是在進行革命。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革家，都熱衷于用革命的手段來實施改革，結果無不碰得頭破血流。王安石之敗，就在于他不明白改革是一個緩慢漸進，徐圖發(fā)展的過程，是一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水滴石穿的過程，也是一個面對最頑固最保守最害怕變化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需要說服和示范、需要等待和耐心的過程，歷代中國的改革家無一取得成功的原因，與王安石同樣，就在于常用革命的手段來進行改革。
夙不知革命和改革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段來推動社會變化的。革命允許暴力，暴力可以翻天覆地，反對派敢呲牙，只要手里有槍桿子，二話不說，馬上擺平。這只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只新桶，這就叫革命。而這只桶再壞再破，也不能一腳踢掉，要加固，要堵漏，要去朽，要更新，這才叫改革。因此，改革就得和顏悅色，就得和風細雨，就得由點而面，由局部而全體，潤物無聲地細致工作。中國人，中國農(nóng)民，特別是中國農(nóng)民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所形成的求穩(wěn)心態(tài)，怕亂心態(tài)，茍全心態(tài)，保守心態(tài)，沒有二十年，三十年一切都作到家的扎實功夫，想收到改革的成效，想看到改革的成果，如王安石這樣的冒失行事，不失敗才怪？
明末清初的史學家王夫之說過，“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彼纬谋峙c用不用王安石沒有什么關系，北宋王朝的最后滅亡，是一種必然趨勢。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內(nèi)，所推出一系列的讓老百姓目不暇給的改革大法，諸如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經(jīng)義、保甲、免役、保馬……還不包括輕啟邊釁，動兵打仗，收復失地，進行軍事活動，任何一屆中國的中央政府，包括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除非十惡不赦的暴君，除非神經(jīng)錯亂的昏君，都不可能一個早晨起來，全面出擊，馬上進行徹底更改，立刻要求萬象更新，簡直是顛覆性的劇變。
姑且不論王安石的新法，其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為群眾接受，其推廣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認知可能，其實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參數(shù)，其組織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實效治理，這一切都在未定之數(shù)，就匆忙地在數(shù)年間，簡直來不及地頒布全國，強制推行。這對積弱的北宋政權來說，猶如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經(jīng)禁受不起峻急的藥石，劇烈的手術，越是折騰得厲害，越是不停地為之開腸破肚，切肺換腎，割胃易心，搭橋支架，這個王朝也就滅亡得越快。
老子說過，治大國如烹小鮮，怎么能像烙大餅似地翻來覆去呢？而北宋王朝一百多年茍且生存下來，連小鮮那樣還保持著一條魚的完整形狀都說不上，只能說是即將散架，還沒有馬上散架的，快要箍不住的一只漏水不止的木桶，你王安石不是采取小修小補的保守療法，而是大卸八塊，這只桶不完蛋，焉有它哉？王安石先生充滿自信，伸出兩只手，對神宗皇帝講，陛下您看，每個手有五根手指，從理論上講，一下子按住十個跳蚤是絕對有可能的。這是笑話，然而也是熙寧二年的真實。
有論者說，王安石是一只叫得太早的公雞，其實，說準確點，他是一只想自己下蛋的公雞，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