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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舒憲：踏出一片融貫中西的學術園地
在中國當代人文學者中，葉舒憲教授是比較獨特的一位，他的研究方法自成一家，在“熔鑄古今、貫通中西”的學術方向上不斷精進，出版了20部著作，取得了世人矚目的實績，為中國比較文學的深度拓展做出了貢獻。
葉舒憲，1982年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yè)，獲學士學位，留校任教。1986年破格晉升副教授。1990年國家公派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墨爾本大學作訪問學者。1994年受聘為海南大學文學院教授。1995年獲臺灣漢學研究中心獎助金，赴臺北“中央研究院”訪問講學。1996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作訪問教授。1999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教授，同年到美國耶魯大學作客座教授。2001年應英國學術院邀請到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作訪問教授。兼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副會長。
“譯”“用”并舉
作為新時期恢復高考后入大學并留校的學子，葉舒憲是幸運的。外語好和留學海外的優(yōu)勢使他接觸西方學術原著，能夠得風氣之先。在一篇訪談中，葉舒憲回憶說，讀大學中文系時，就感到中國人關起門來做學問的歷史太久了，由此造成很多人對外來學術一向持懷疑態(tài)度。但是回顧五四以來有成就的學者，幾乎沒有一個不曾與外來學術相接觸�？梢姡谶M入學術研究前，已經(jīng)對學術傳統(tǒng)的去向有了一定認識，在后來演變?yōu)樽杂X的學術追求。葉舒憲的比較文學研究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自覺主動地置身于中國學術傳統(tǒng)的發(fā)展過程中，努力充當傳統(tǒng)學術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實踐者。
1983年，中文專業(yè)畢業(yè)留校任教的葉舒憲讀到弗雷澤的《舊約民俗學》英文本，立即被這位人類學家的宏闊視野吸引。這可以看作觸發(fā)他對人類學發(fā)生濃厚興趣的一個契機。到2003年他的《文學與人類學》一書問世，可以說，是他在人類學與文學之間的跨學科研究探索20年歷程的見證。
1987年，他編的《神話——原型批評》譯文集出版，成為國內(nèi)學者了解和認識這一西方重要文學批評流派的窗口，后來被廣泛稱引，在學界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1988年，他主編的《二十世紀國外文藝學譯叢》第二個譯文集《結(jié)構主義神話學》問世，其中首次系統(tǒng)譯介了列維－斯特勞斯、利奇、普洛普等代表人物的力作。此后，在人們的眼里，“葉舒憲”這個名字與神話——原型批評就聯(lián)系在一起了。然而，葉舒憲自一開始就不是簡單地譯介國外的新理論方法，而是在引介、吸收的基礎上注重“為我所用”。自1987年開始，他就嘗試把跨文化的人類學視野和闡釋方法應用到中國的素材上去。
在葉舒憲前期著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從自發(fā)比較到自覺體認、從眼光向外（異文化）到眼光向內(nèi)（本土文化）的一些漸進過程。這些研究體現(xiàn)的是比較文學作為一種自覺的跨文化對話所具有的學問與實踐的雙重特性，其最根本的任務就在于溝通中西學術，以創(chuàng)造性地實現(xiàn)跨文化的文學意義形式的轉(zhuǎn)化。1988年出版的《符號：語言與藝術》（合著），是他借助皮亞杰的發(fā)生學理論、人類學的神話研究以及國外符號學、語言學理論對藝術起源和藝術思維問題的重新探索，但主要仍是一種理論思考。到了1991年出版的《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詩的原型重構》一書，他已經(jīng)將研究的目光瞄準了中國本土的神話材料。葉舒憲試圖將原型批評與結(jié)構主義神話學的方法在廣闊的文化人類學背景下加以綜合，從而揚棄它們各自的片面與缺陷，嘗試建立一種原型結(jié)構分析的方法論。該書顯示出運用原型批評和結(jié)構主義神話學方法研究中國上古神話時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其研究本身也是對闡發(fā)式研究的一種超越。后來，日本學者森雅子在《后羿敘事詩的復原》“附記”寫到，桐本東太氏告訴她葉舒憲1988年論文的觀點，對照之下，她復原后羿敘事詩的七點理由在葉文列舉的九大對應母題中皆可看到。這種學術上的不謀而合應驗了英雄所見略同的古話。
“三重證據(jù)法”：從實踐到理論
不難看出，葉舒憲的比較文學研究不僅有著跨文化的視野，而且始終是在跨學科甚至超學科的學術立場上來發(fā)現(xiàn)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他有清醒的方法論意識和選擇，同時他的比較研究也不僅僅是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擔當著重要的學術使命。在《中國神話哲學》一書的“導言”中，葉舒憲首次明確提出借助人類學視野和演繹功能改造傳統(tǒng)考據(jù)學方法的問題。為此，他有意識地打破了神話學與哲學、語言學與思維科學（認知科學）以及“國學”與“西學”之間的界限，通過比較文化的研究將本來就不分家的文、史、哲三大領域溝通起來。具體的方法是使傳統(tǒng)的微觀考證服務于宏觀的理論建構，反過來，又用思維科學（神話思維的規(guī)律）的普遍模式洞見文字的微觀研究，使一些令傳統(tǒng)考據(jù)學聚訟紛紜的古文字難題得以冰釋，這無異于為傳統(tǒng)的“小學”展示了一個光明的前景。同聞一多等前輩學者的整體研究相比，葉舒憲在此書中所做的跨文化與跨學科研究更多地具有了現(xiàn)代的和自覺的特點。該書大概是作者專著中被評價最高的一部，它能獲得全國高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并且出版韓文翻譯本，并非偶然。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個縈繞在他心頭的課題就是，如何把以考據(jù)學為核心的國學方法引向足以同國際學術相對話的層次。他在回顧學術傳統(tǒng)時曾經(jīng)反思到，中國傳統(tǒng)學問暨國學博大精深，清儒的考據(jù)和解經(jīng)之學更是讓后人望塵莫及。但是，就其視野和方法而言，閉關自守兩千年的國學已難以為繼，需要全面加以調(diào)整和改造。如何改造呢？葉舒憲從學術發(fā)展的歷程中獲得了啟示：正當傳統(tǒng)考據(jù)學從乾嘉輝煌的頂峰日漸走入晚清的困境時，河南安陽出土的殷墟甲骨，為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王國維適時地提出了“二重證據(jù)法”（即六經(jīng)、先秦諸子、《史記》等“紙上材料”和甲骨文金文這一“地下材料”），在學界引起廣泛響應，也給延續(xù)千年的考據(jù)學方法帶來了生機。那種固守一隅、自我封閉式的治學思路被拓寬了。后來郭沫若還在《甲骨文字研究》一書中嘗試用恩格斯的人類學思想考察古史傳說和祖妣概念的發(fā)生，聞一多用考據(jù)學和人類學結(jié)合的方法考察高唐神女傳說，這些學者不約而同地以人類學的第三重證據(jù)來實現(xiàn)學術研究的變革。
葉舒憲的一個重要學術貢獻就在于他首次將“三重證據(jù)法”提高到方法論的高度，對之做理論闡述，為之大聲疾呼，并且在自己的研究中率先垂范，身體力行。他相繼發(fā)表了《世界眼光與中國學問》、《人類學視野與考據(jù)學方法更新》和《人類學“三重證據(jù)法”與考據(jù)學更新》、《三重證據(jù)法與人類學——讀蕭兵〈楚辭的文化破譯〉》等文，正式提出“三重證據(jù)法”這一新的方法論原則，即在“紙上材料”和“地下材料”二重證據(jù)的基礎上再增加跨文化的人類學材料這個“第三重證據(jù)”。這當然有相當?shù)碾y度，并且肯定會引發(fā)爭議，因為“援西”能否“證中”，外來文化的材料能不能有效地用來闡釋中國的材料和問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是與否的問題，也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它需要用學術實踐來驗證，以研究事實來回答。這些都必須訴諸研究實際才能看得出來。葉舒憲很清楚：“三重證據(jù)法”能否成立，要通過一系列研究個案來檢驗，需要在國學基礎和世界眼光（西學方法）兩方面同時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葉舒憲去國外訪學或講學，在圖書館泡的時間最多，每次都帶回大批人類學、神話學方面的外文資料，力求新而全。另一方面，對于國學，包括甲骨文金文，他也肯下苦力，廣泛涉獵。他以非凡的勇氣和執(zhí)著的探索精神沿著自己認定的方向不斷開拓，踏出了一片打通中西的學術天地，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由他和蕭兵主編的《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叢書》正是通過對傳統(tǒng)典籍的剖析，來體現(xiàn)和貫徹融通中西學術的構想，試圖使以微觀考釋見長的傳統(tǒng)闡釋學向“文化解讀”的方向轉(zhuǎn)化，將傳統(tǒng)考據(jù)方法改造為具有當代特性的跨文化闡釋方法。用人文科學的理解彌補考據(jù)學那種自然科學式的解釋法的不足。在《老子的文化解讀》中，葉舒憲首先避開了學術界一貫采用的從哲學到哲學的“便道”，而是以當代人類學的視野和材料作為參照，對《老子》一書中的神話思維、永恒回歸母題、祭祀王和大母神崇拜等做了追本溯源式的哲學通解。在論述這些問題時，他充分顯示了貫通中西學術的理論鋒芒，同時也為整個研究確定了基調(diào)和主攻方向；在《詩經(jīng)的文化闡釋》中，他將這部古老的詩歌總集看作詩歌發(fā)生初期瞬間凝固的一個標本和活化石，并且站在文化源頭上稽考中西文化特質(zhì)的異同，梳理“詩言志”的原始真相，破譯“風”、“頌”等遠古性密碼。作者還統(tǒng)計分析了《詩經(jīng)》中“寺人作詩”的內(nèi)證和世界性“凈身祭司制”的外證材料，提出了容易引發(fā)爭議的“詩言寺”說。這一研究最重要的意義不在于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是否都那么“正確”或恰到好處，而在于它對傳統(tǒng)考據(jù)學的改頭換面和全面刷新，使它從一種純“客觀”的研究轉(zhuǎn)變?yōu)轭H富人文色彩的現(xiàn)代闡釋學。在西學化入國學并使之更新的同時，國學也就超出了原來的地理范圍而融入世界學術總體之中。
葉舒憲對“三重證據(jù)法”的學術自覺和理論總結(jié)，言前人欲說而未說，他在自己的一系列著述中對這一方法的成功實踐也是做他人想做而未做的，在這一方面，他功不可沒，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
文學人類學的境界追求
葉舒憲立足本土，踏踏實實地從事對傳統(tǒng)學術與文學的還原、破譯和轉(zhuǎn)換的工作，與此同時，也在積極倡導和實踐文學人類學研究。他一貫主張我們的學術之根是中國的，西方方法和視野只有同本土學術結(jié)合才能顯出攻玉之效。20世紀80年代初，他在譯介弗萊的文學人類學時就指出，弗萊的理論只是“半人類學”，因為他沒有把中國和東方文學納入比較的視野。而歐美比較文學研究也大多局限在同一個文化體系�；谶@種認識，葉舒憲所倡導的文學人類學，就是要把中國文學與文化放在世界格局中來觀察和思考，從而真正體現(xiàn)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放眼全球的跨文化視野。之所以需要把我們自己的文學和文化納入世界文化的總體格局中來思考和研究，原因很簡單，即我們在單一文化語境中對自己的熟知往往并非真知，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當代人類學的認識論反思甚至把對異文化的深入理解當作理解本土文化的延伸或必要的前提條件。實際上，人類學的跨文化比較就是為了在陌生的東西中顯示熟知的東西，同時又在熟知的東西中顯示陌生的東西，人類學的田野（文本的和實地的）正是為了暫時使研究者置身陌生環(huán)境之中，然后當他們返回本土文化或者返觀自身時就能夠獲得前所未有的觀察視角。葉舒憲倡導和實踐的文學人類學正是為了收取這樣的獨特效果。
葉舒憲在他的一系列專題研究中注意做到：在援用人類學普遍原則和模式解析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時，突出闡發(fā)本民族最富特色的一面（盡管如他本人所說：“不能說都準確無誤�！保�，而且變單項的移植和嫁接為雙向的匯通與相互闡發(fā)。他的專著《莊子的文化解析》以“前古典與后現(xiàn)代的視界融合”為副題，更是集中體現(xiàn)了他在中西學術之間尋求交響和共鳴的學術旨趣。除了繼續(xù)用文化人類學視野和比較神話學方法解析《莊子》及道家思想的文化淵源，破譯其中的神秘數(shù)字、原型象征和怪異母題，作者在跨地域（中西之間）對話之外又增加了跨時間（古今之間）對話這一新的緯度，智者莊子的“博智之學”給他以挑戰(zhàn)，同時也給他的思想實驗提供了一次絕好機會，“我讀莊子”與“莊子讀我”之間和中西思想與古今思想之間有了復調(diào)和眾聲喧嘩的回應關系，中國道家典籍中蘊涵的智慧與洞見在中外古今的視野融合中獲得新的開掘。葉舒憲在《莊子的文化解析》一書中做出的嶄新探索，在一定意義上擺脫了援西證中的局限，將文學人類學的研究推向了古今對讀和中西互識的新境界。
1997年，由葉舒憲作為發(fā)起人之一的“中國文學人類學會”成立，隨后，由他主編的《文學人類學論叢》相繼問世，文學人類學研究已經(jīng)有了越來越多的同道，并且成為中國比較文學極具活力和潛力的研究流派，體現(xiàn)了人文研究的跨文化、跨學科和跨時空這三大特征。如果說比較文學的真義就在于沖決一切人為的、曾經(jīng)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界限，在多元文化的語境中重新認識自己，在各種邊緣的重疊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們的視野融合的基礎上，尋求新的起點，創(chuàng)造新的未來，那么，一貫主張“研究問題，淡化學科”的葉舒憲已經(jīng)先行一步，為新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拓展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維度。
1999年，葉舒憲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特殊引進的人才，從海南大學到北京，當年應邀到美國耶魯大學執(zhí)教；2001年應英國學術院邀請到牛津、劍橋、愛丁堡大學等世界一流學府交流講學；2003年應荷蘭皇家學院邀請到萊頓大學客座研究。這些海外學術經(jīng)歷使他最近的文化尋根研究更加顯示出開闊的視野和理論反思能力。2004年出版的《人類學關鍵詞》（合著）和《千面女神》兩部書，正可以表明他的學術思考的前瞻性與深度。（來源/神州學人，作者/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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