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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日寇侵華而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
陳三立 錢玄同 蕭紅 黃自 朱生豪 蔡元培 鄒韜奮 王禮錫 孫寒冰 楊蔭榆 郁華 劉淇恩 陸蠡 郁達夫……
他們，有的是因憂憤貧病而逝，有的是為抗戰(zhàn)而捐身軀，有的是在敵人的炮火中罹難，有的是慘遭殺害。雖不盡相同，但皆是由日寇侵華戰(zhàn)爭導致的非正常死亡。
始于1937年“七·七”事變的抗擊日寇入侵的全面抗戰(zhàn)持續(xù)了8年，失去了2000多萬人，而當時中國人口總數(shù)只有四億四千多萬。就是說，8年抗戰(zhàn)中，中國損失了約二1/10的人口。
死于戰(zhàn)亂的人，以士兵和普通百姓為多，但知識分子也不在少數(shù)。他們，有的是因憂憤貧病而逝，有的是為抗戰(zhàn)而捐身軀，有的是在敵人的炮火中罹難，有的是慘遭殺害。這里，筆者只展示了幾位文化界名人之死，他們的死雖不盡相同，但皆是由日寇侵華戰(zhàn)爭導致的非正常死亡，那些與侵略戰(zhàn)爭無密切關連的壽終正寢者不在此例。
憂憤病逝的陳三立、錢玄同、蕭紅、黃自、朱生豪、蔡元培、鄒韜奮……
由戰(zhàn)亂破壞了正常生活而引發(fā)的憂憤病逝的文化界著名人士，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列出一大長串：留在淪陷了的北平為保晚節(jié)悒郁致病逝去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闖將錢玄同；為躲避日寇、在流浪中殫精竭慮、夜以繼日翻譯莎士比亞戲劇貧病而亡的翻譯家朱生豪；客死香港的文化界泰斗蔡元培；在“孤島”上寫出大量抗日歌曲、病死在狹促生存環(huán)境中的音樂家黃自；在迎接光明的日子里不幸病逝的出版家鄒韜奮，還有將在下面重點述說的陳三立和蕭紅。
最早辭世的是日軍占領北平后憂憤絕食而逝的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詩人陳三立(散原)。陳三立1933年從廬山來到北平，就養(yǎng)于三子陳寅恪家中。陳寅恪租賃了西四牌樓姚家胡同3號的宅屋，作為老父晚年的居所。陳寅恪一家住在清華園，每周末都要來這里與老父團聚。
陳三立是位愛國詩人，有《散原精舍詩》5卷流布于世。1931年“九·一八”事變，他得知日寇攻占沈陽的消息，激憤得徹夜不眠；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日寇侵占上海閘北，他亦憂心忡忡，一天深夜，竟在夢中大呼“殺日本人！”來到北平后，他訂閱了多種平津報紙，密切關注時局的發(fā)展。北平淪陷后，陳三立日夜憂憤，心緒惡劣，以致舊疾復發(fā)。家人勸他進醫(yī)院，他拒絕了；勸他服藥，他也不吃。后竟絕食5日，于1937年農歷8月初十逝世，享年85歲。
在這兵荒馬亂的年月，陳三立死后，只好草草收殮。陳寅恪在守孝滿“七七”之后，才帶著一家妻小離開北平，經(jīng)歷千辛萬苦去長沙臨時大學。
寫過《生死場》等膾炙人口作品的女作家蕭紅，1942年1月病死在被日軍占領的香港。蕭紅的病不僅與戰(zhàn)亂生活有著直接關系，而且，重病的她如果不是被日軍趕出醫(yī)院，也不會死得那樣快。
蕭紅于1938年同蕭軍在臨汾分手后，隨丁玲領導的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到了西安。1939年，她住在重慶北碚寫作《回憶魯迅先生》和自傳體小說《呼蘭河傳》。重慶時遭日機轟炸，蕭紅想找個安靜地方去寫作，恰好友人邀她和端木蕻良去香港編輯《大時代叢書》，她便去了香港。
戰(zhàn)時的香港是很擁擠雜亂的，蕭紅和端木住進了九龍尖沙咀時代書店的一個鴿子籠似的狹窄住室里，屋中只能放一張桌子、一張床、兩把椅子、一個茶幾。在如此局促的環(huán)境里，她的心境是寂寞憂郁的。不過，1940年底，她就出版了長篇小說《馬伯樂》，不久，《呼蘭河傳》也定稿、出版，她還寫了劇本《民族魂——魯迅》。
1941年春，史沫特萊回國途中路過香港，特地來看望蕭紅。蕭紅正患著肺結核。那時，肺結核幾乎是個不治之癥，盤尼西林剛剛被使用，但價格極奇昂貴，打一針就要傾家蕩產，窮困的蕭紅怎能用得起呢？
史沫特萊勸蕭紅離開香港去新加坡。據(jù)她分析，日軍必定要進攻香港和南洋，香港至多能頂半個月。史沫特萊把蕭紅送進香港瑪麗醫(yī)院，不斷供應蕭紅金錢和衣服。不久，史沫特萊回國去了，蕭紅的病又一天天加重起來。到了春夏之交，她又離開醫(yī)院，在家中養(yǎng)病。這一年，她發(fā)表了《北中國》、《小城3月》等作品。1941年9月1日，她發(fā)表了《九·一八致弟弟書》，表現(xiàn)了她強烈的抗日激情。
1941年12月8日，日軍開始攻打香港。蕭紅感到憤怒和失望。她多么希望能夠回到上海，回到東北家鄉(xiāng)去，她還有《呼蘭河傳》的第二部要寫……
1941年圣誕節(jié)，香港淪陷。在淪陷的前兩天，蕭紅舊疾復發(fā)，又住進了醫(yī)院。此次住院，全是由柳亞子、周鯨文等友人資助。1942年1月13日，醫(yī)生懷疑蕭紅患了喉瘤，給她開了刀，開刀后才知并非此病。蕭紅知道自己再沒有復原的希望，但她又有著強烈的求生愿望，因為她還有許多事情要做。駱賓基來看她時，她說：“我本來還想寫些東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離開你們了，留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去了……”她的眼睛濕潤了，又低聲說：“這樣死，我不甘心……”
端木蕻良和駱賓基將她轉入瑪麗醫(yī)院，她已經(jīng)不能言語。傷口的周圍發(fā)炎，但已無人能夠救她了。因為，醫(yī)院中所有的外籍醫(yī)生都被扣留在日軍集中營里，其他醫(yī)生和修女或是被抓，或是逃走。第二天，醫(yī)院被日軍接管，掛上了“大日本陸軍戰(zhàn)地醫(yī)院”的牌子，院中所有的病人都被遷走。這一天清晨6時左右，蕭紅就昏迷不醒了。
1942年1月22日11時，一代才女蕭紅病逝，年僅30歲(虛歲31歲)。
1月24日，蕭紅遺體骨灰安葬在淺水灣畔的麗都花園附近。墓由亂石堆成，有一塊木牌，上書“蕭紅之墓”，據(jù)說為端木蕻良的手筆。
詩人戴望舒為蕭紅墓題了墓銘詩：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我等待著，長夜漫漫你卻臥聽著海濤閑話……
為宣傳抗日捐軀的王禮錫
做過和編輯的作家王禮錫，于1931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神州國光社編輯部，主編《讀書雜志》。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fā)生，王禮錫與丁玲、馮雪峰、鄭伯奇、戈公振、陳望道、胡秋原等發(fā)起組織“中國著作家抗日會”，發(fā)表《中國著作者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在宣言上簽名的有100多名作家學者。
1933年，王禮錫與妻子陸晶清去歐洲。他與蕭三一起參加了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見到了高爾基。又參加了在巴黎召開的第一屆國際作家保障文化代表大會。這期間，他出版了《海外雜筆》、《海外二筆》等文集。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王禮錫在國外積極揭露日寇的侵華暴行，宣傳中國人民的神圣抗戰(zhàn)。1938年12月，王禮錫夫婦回到中國，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
1939年1月，王禮錫到達重慶，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文協(xié))，負責文協(xié)國際宣傳委員會的工作。6月，文協(xié)組織了作家戰(zhàn)地訪問團，推舉王禮錫、宋之的為正、副團長，北上前線訪問。作家訪問團團員有白朗、羅烽、葉以群、楊騷、方殷、袁勃、陳曉南、葛一虹、李輝英、張周、楊朔和秘書錢新哲共14人。訪問團于1939年6月18日離開重慶，奔赴抗日前線，途經(jīng)川、陜、豫、晉等省，歷時半年。
王禮錫從出發(fā)那天起就寫日記，詳記作家訪問團的活動和他自己的生活。然而，王禮錫的日記只寫到8月12日就中斷了。在洛陽，在緊張又勞累的行軍生活中，他終于病倒了。到了8月26日早晨，他便因黃疸病在洛陽逝世，終年39歲。
關于王禮錫在訪問團的工作和病、死的詳情，與他相熟的人寫下了不少感人的回憶文字，真實記錄了這個不知疲倦的漢子的生活狀況。他們在被稱為“黃河屏障”的中條山里艱辛跋涉，從這個鄉(xiāng)村轉到另一個鄉(xiāng)村，從這個部隊轉到另一個部隊，輾轉工作了四五個星期。日子過得極度緊張、艱難，但也很愉快，他們興高采烈，妄言忘記了疲倦。那是最為酷暑的時令，他們不斷地行軍，不斷地開會講演、訪問、搜集材料，還有必不可少的酬應。當然，作為團長的王禮錫是比別人更為繁忙、緊張的，他得出面處理許多事情。但是，不管白天怎樣緊張地工作，到晚上休息時，他還要抽出時間寫他的“筆征日記”，在香港《星島日報》上連載。就這樣，為大家所敬愛的團長終于吃不消而病倒了。
他痛苦地堅持著，但終于支持不住了，同志們把他護送到洛陽一家醫(yī)院，醫(yī)生診出是黃疸病。盡管進行了搶救治療，但他還是很快便死去了。王禮錫逝世后，重慶和延安都開會悼念這位為抗戰(zhàn)捐軀的文化戰(zhàn)士。
孫寒冰在重慶大轟炸中罹難
在日寇侵華戰(zhàn)爭中，慘死在敵人炮火、炸彈、機關槍掃射下的中國人多得難以數(shù)計，歷史卻記下了1940年重慶大轟炸中炸死遷至重慶北碚黃桶鎮(zhèn)的復旦大學師生的慘痛一幕。文化界著名人士、復旦大學教務長、《文摘》雜志主持人孫寒冰，就是在這次大轟炸中罹難的。
擔任復旦大學教務長和法學院長的孫寒冰，正辦著一份影響巨大的《文摘》雜志。1937年，孫寒冰在閱讀英文《亞西亞》月刊時，發(fā)現(xiàn)了斯諾執(zhí)筆寫的《毛澤東自傳》，他便讓學生譯出全文，他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后，在《文摘》上連載，后由黎明書局出版了單行本，請潘漢年寫了書名。《文摘》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創(chuàng)刊人孫寒冰常說：“文人上不得前線殺敵，辦一個刊物來向日寇作戰(zhàn)。”他帶領一群復旦學生來辦這個刊物。
1940年5月27日早晨，孫寒冰在校園里散步，碰見了同他一起辦《文摘》的學生劉晚成，他笑著催問劉晚成的稿子，要劉晚成今天把稿子交來。
晨霧漸漸散去。8時許，北碚警報臺發(fā)出空襲警報，教務長孫寒冰立即組織師生疏散隱蔽。他不斷地拿著望遠鏡往天上望。
日機向復旦校園里投彈，又用機關槍掃射。孫寒冰被炸身亡。正躲在宿舍里修改今日要交的《文摘》稿的劉晚成，也身中7彈死去。
當時在復旦大學教書的章靳以、胡風和蔣碧薇女士皆有文章記載此事，他們皆是目擊者。1941年8月1日，在重慶夏壩復旦大學樹起了一塊“復旦師生罹難和孫寒冰墓”，碑文中有“嗚呼，慘遭寇彈，哀同國殤，全校師生，悲憤無極，將何以益自淬勵我為文化工作之創(chuàng)造精神乎？抑何以益自堅強我為民族生存之戰(zhàn)斗意志乎？是則吾輩后死者之責己”之句。
慘遭殺害的抗日文化志士：楊蔭榆、郁華、劉湛恩、陸蠡、郁達夫
抗戰(zhàn)期間，日偽還用各種手段殘酷殺害了一些知名的抗日文化志士，僅我們所知的就有：
1938年1月1日，居住在蘇州的原北京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女士因多次當面斥責日軍奸淫擄掠的罪行，被兩個日本兵槍殺，拋入河中；
1938年4月7日，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協(xié)會理事、上海各大學抗日聯(lián)合會負責人、中國基督教難民救濟委員會主席、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在上海靜安寺路大華路口遭3名暴徒暗殺；
1939年11月23日，曾判處殺害劉湛恩兇手死刑的法學家郁華在上海自家門口被汪偽特務狙擊而死；
1942年4月，青年散文家、翻譯家、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陸蠡被汪偽捕房拘捕，后秘密殺害。
最令人扼腕嘆息的是著名文學家郁達夫之死。他是我們迄今所知在日本侵華戰(zhàn)爭中最后一個被日寇殘害的文化名人。他遇難(失蹤)的時間是1945年8月29日晚，那已是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兩周之后了。
郁達夫是五四時期重要文學團體“創(chuàng)造社”的一名主將，魯迅的好友，是一位積極參加抗日救國、反法西斯斗爭的英勇戰(zhàn)士。
1938年3月，時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邀請郁達夫任第三廳少將設計委員，郁達夫去武漢就職。在武漢，他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成立大會，當選為理事，后又被選為“文協(xié)”常務理事、研究部主任和《抗戰(zhàn)文藝》編輯委員。此后，他輾轉于臺兒莊、徐州、山東、江蘇、河南、浙江、皖南各地勞軍視察。7月中旬武漢告急，郁達夫攜眷到常德、漢壽。8月1日，郁達夫在戴望舒主編的香港《星島日報·星座》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抗戰(zhàn)周年》一文，宣傳抗戰(zhàn)必勝。12月8日，郁達夫偕妻王映霞、長子郁飛離開福州去新加坡。此后，郁達夫一直在海外活動。海外流亡期間，他一直不遺余力地宣傳抗日救亡，發(fā)表了大量文章。
從1939年1月9日起，郁達夫應邀接編《星洲日報》副刊《晨星》和晚版的《繁星》副刊。這一時期，他寫了大量散文、雜文、文藝評論和分析時局促進團結抗戰(zhàn)反對分裂倒退的政治評論。2月5日，他又接編《星洲日報星期刊》的《文藝》雙周刊。
1941年12月8日，日機突然轟炸新加坡，日軍在馬來亞哥打峇魯?shù)顷懀鳛槟涎笕A僑抗日救國運動中心的新加坡，遂掀起了抗敵保衛(wèi)星馬的群眾運動熱潮。文藝界同人迅即成立了星洲(新加坡簡稱)華僑文化界戰(zhàn)時工作團，郁達夫任團長，胡愈之任副團長。戰(zhàn)時工作團的主要工作是開辦青年戰(zhàn)工干部訓練班和組織口頭宣傳隊、流動戲劇隊、歌詠隊等去進行抗敵宣傳。郁達夫每天晚上熬夜編三個副刊，白天眼中帶著紅絲，聲音沙啞地對著青訓班作朝會講話。
日機不斷狂轟濫炸，郁達夫同隊員們一起穿梭于晉江會館、南洋師范學校、戰(zhàn)時工作團團部、青訓班駐地和學校之間。為了一心一意進行抗日救亡工作，他把13歲的兒子郁飛托朋友轉道送回國內，為的是再無后顧之憂。(他已于3月間同王映霞協(xié)議離婚)
1942年2月4日，日軍開始進攻新加坡，郁達夫與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渡海撤退到荷屬小島——達峇來吉星汶。他拎了兩只手提箱，對同伴們苦笑著說：“又把萬卷藏書丟了，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風雨茅廬’的三萬卷書！”
他們到了望嘉麗對岸的保東村，他開始蓄須，學習印尼語，準備長期隱蔽。1942年3月初，郁達夫與王紀元轉移到保東村附近的彭鶴嶺。他們開設了一個小雜貨店，以作掩護，郁達夫化名趙德清，任店主。
5月的一天，郁達夫到蘇門達臘西部高原小市鎮(zhèn)巴雅，同戰(zhàn)時工作團的幾個負責人會面，這里距日本政監(jiān)所只有33公里。他們化了裝，改了姓名和身份。他們討論如何在這個沒有日本駐軍的巴雅隱蔽下來，各找職業(yè)作掩護。此后，郁達夫化名走廉，租了一幢荷蘭人住過的別墅住下來，很像是個富商。他在這里開起了趙豫記酒廠，很快出了“雙清”、“初戀”兩種酒。他們以此作掩護，潛伏下來暗暗做抗日工作。
郁達夫能講一口純正的日語，常常同日本憲兵周旋，來保護華僑和印尼人。他取得了華僑和印尼人的信賴，同日本憲兵部和特務們表面上也常有往來，憲兵部的人也常到他家里喝酒、聊天、借錢。
終于熬到日本投降了，郁達夫很是高興，但他還是很謹慎的，很少外出。不料在1945年8月29日晚8時左右，郁達夫正在家中和三位華僑閑談，來了個講印尼語的青年，說有事請郁達夫出來商談一下。郁達夫隨青年出去了幾分鐘，又回來對客人們說：“我出去一下就回來，你們請坐一下。”說完就出去了。但此后就沒有回來。他神秘地失蹤了。
后來，朋友們從棉蘭的聯(lián)軍總部獲悉，郁達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于武古丁宜的丹戎草岱荒野中，或是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推下后面的萬丈懸崖而亡。殉難時僅50歲。
1951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來源：中華讀書報/作者：馬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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