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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全球化時代留學人員地位和作用的若干思考

2001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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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希(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

    [摘要]本文在對近代以來中國留學生的地位與作用,以及197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赴海外留學生的概況進行簡要回顧的基礎上,結合對優(yōu)秀歸國留學人員進行的統(tǒng)計、分析,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歸國留學人員在中國未來政治生活中將扮演的角色、留學人員回國和居留海外所發(fā)揮的不同作用,以及全球化時代留學人員的作用將隨著中國現代化的發(fā)展而漸趨縮小的趨勢等問題進行了論述和探討,以期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國大陸留學人員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
    
    一、留學生地位與作用的歷史回顧
    
    有人稱“離開留學生群體,中國近百年歷史不成為歷史”。的確,自近代以來,中國每一歷史時期留學生的派出與回歸,無一不與中國救亡圖強、變革發(fā)展的近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然而,雖然“歷代留學生都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但每一歷史時期中國留學生的地位和作用卻是不盡相同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國勢雖已衰頹不堪,但清政府虛驕自大的心態(tài)猶存未亡,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留學生的派遣雖是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但留學生回國以后,只被當作一般的技術工匠使用,甚至難以加入士大夫的行列。向國人譯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思想而影響了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嚴復就曾三次去考進士皆名落孫山,讓人啼笑皆非。
    
    民國初年和北洋政府時期,是中國留學生社會地位和作用大幅度提升的時期。在孫中山先生組建成的臨時內閣中,歸國留學生在9個部的18名總、次長中占了十五個席位。從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換了32屆內閣,歷任國務總理和內閣閣員中分別有41.93%和51.37%的人為留學出身(見表一);其中20年代的24任外交部長幾乎全為歐美歸國留學生,20年代中國收回部分外交主權的活動,主要是由他們提議、經辦和對外交涉的。[1]在國民政府時期,歸國留學生同樣有著較高的地位和發(fā)揮著重要作用。1948年出版的《中國當代名人傳》中,共收錄198名國民黨黨政軍要人,有留學經歷的占了88位,占44.4%。[2]可以說,從民國初年到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以前,是歸國留學生對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時期,從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到傳播馬克思主義,領導中國革命,從提倡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到移植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乃至推進整個中國的早期現代化,他們都發(fā)揮出同時期其他社會群體所無法比擬的能量。
    
    表一:民國時期歷屆內閣成員留學與非留學出身的人數與比例
    
    

 

首屆南京政府臨時內閣成員

1912-1928年歷屆北洋政府內閣成員

1927-1949年歷屆國民政府內閣成員

留學出身

15

83%

56

51.37%

62

56.88%

非留學出身

3

17%

47

43.12%

25

22.94%

不詳

 

 

6

5.51%

22

20.18%

總計

18

100%

109

100%

109

100%

    
    資料來源:據王奇生:《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版)中第206、210、214頁有關統(tǒng)計數據編制。
    
    從1937年至1977年,是中國留學運動陷于低潮的時期,其間經歷了八年抗戰(zhàn)、國共內戰(zhàn)、東西方冷戰(zhàn)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特別是“文革”十年,中國的留學教育幾乎完全中絕,歸國留學生的政治和社會地位也一落千丈。但盡管如此,這個時期仍涌現出了一批象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等著名的科學家,他們?yōu)樾轮袊茖W技術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改革開放20多年來,又有約14萬新一代留學人員學成歸國(見表二),正在中國的各個部門和各個領域發(fā)揮著積極的作用。但是,也有學者認為,中國至今并未“找到一個規(guī)范、有效的留學生使用辦法”,“特別是和國家乃至家庭及社會對留學教育的投入相比,留學生的作用發(fā)揮得并不理想!盵3]另外,對于尚有比歸國人數更多,而且同樣“優(yōu)秀”的留學人員還滯留海外,以及仍有源源不斷的優(yōu)秀學子流向海外的趨勢,更有一些人在表示出擔憂的同時,力圖為中國政府在國際人才爭奪戰(zhàn)中獻計獻策。①下面,筆者即想就這些看法和有關問題,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留學人員的地位和作用做進一步的探討。
    
    表二1985-2000年諸媒體的歷年留學生派出、回國及在外總數:單位:萬人
        

 

85年

86年

87年

88年

89年

90年

91年

92年

派出數

4

4

6.4

7

8

 

17

19

回國數

1.65

1.7

2.2

 

3.3

 

5

6

在外數

2.35

2.3

4.2

 

4.7

 

11

12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2000

派出數

21

23

25

27

30

30多

32

34

回國數

7

7.5

8.1

9

9.6

10

11多

14

在外數

14

15.5

16.9

17多

20

20

20多

20

 

 

 

 

 

 

 

 

 

    

    資料來源:歷年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及《神州學人》雜志。
    
    二、七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赴海外留學生的概況
    
    1.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派出留學生的情況
    
    197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WNSCO)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益的決議。從1972年9月開始,中國大陸恢復了因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而中斷的向外派遣留學生的工作。這一年,中國分別向法國和英國派出了20名學習法語和16名學習英語的留學生,以及數名到日本學習日語的留學生。此前,由于“冷戰(zhàn)”的國際關系格局和中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主要被派往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從1950年至1965年,經高教部(現教育部)選派,中國共向前蘇聯、東歐各國、朝鮮和古巴等29個國家派遣留學生10698人(若加上其它一些經濟方面的業(yè)務部門選派的留學生和實習人員,總數約為12000多人)。其中,向前蘇聯派遣了8310人,占派出總數的78%。這些留學生95%以上都在學成以后就回國了!拔幕蟾锩遍_始以后,甚至尚在外學習的留學生也基本上都被召回國參加了工作,一直到70年代也不再有留學生被派出。70年代重新恢復派出留學生的工作以后,從1972年到1976年“文革”結束,中國先后向49個國家派遣了1629名留學生。他們仍都是中國政府公派出國的留學生,大多在學習結束以后就回國了。
    
    鄧小平復出以后,向外派遣留學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部分。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盡快縮短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這位曾經在法國勤工儉學、又在前蘇聯學習過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作出了恢復大規(guī)模派遣留學生決策。1978年3月,中國政府選撥了23名“尖子”,于同年五六月間將他們派往加拿大、英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學習。這一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派出了首批赴美的50名留學生,趕在中美建交之前前往美國。從此,中國出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留學大潮。
    
    2.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留學生的政策以及中國留學生赴海外的四個發(fā)展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派出和吸引留學生回國的政策以及中國留學生赴海外的情況大致經歷了四個發(fā)展階段,其間形成了三次大的留學熱潮。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為第一個階段。這一階段是中國派遣留學生工作的恢復和重新起步階段。這一階段,中國力圖走出“文革”期間閉關鎖國所造成的孤立狀況,因而留學工作的方針是“廣開渠道,力爭多派”。這一階段出國的留學生基本上還都是公派的留學生。他們主要是中國各大學和科研單位的一些年紀較大、思想可靠的業(yè)務骨干,多以訪問學者和進修人員的身份被派往歐美各國。這一階段,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起步,中西方的對立還嚴重存在,留學生大多是經過嚴格挑選后派出的,而且留學生派出的渠道尚未完全打開,因而這一階段基本上沒有留學生滯留不歸的現象。這一階段派出的留學生(約有六千人)回國服務的情況同后來相比是最好的。他們的回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在“文革”后人才斷層的危機。
    
    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為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中國逐步放開了自費留學的政策以及出國留學的多種渠道(如校際交流、地方集資、部門公派和自行聯系等),導致了“出國熱”在全國迅速升溫,這一階段首先形成的是“留美熱”。從1984年以后,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去美國留學的。這一階段,出國攻讀研究生以上學位的人數開始大幅度增加,留學人員的年齡開始偏小。由于在國外攻讀學位所需時間少則四五年,多則八九年,因而這期間派出留學生的回歸情況在當時難以明了。但中國政府也開始注意到了留學生的回國問題。如1985年,中國接受李政道教授的建議,在全國試行博士后制度,即是以吸收和安置留學生回國為出發(fā)點的。
    
    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為第三個階段。這一階段“出國熱”繼續(xù)升溫,自費和單位公派留學的規(guī)模迅速擴大!傲裘罒帷狈脚d未艾,“留澳熱”和“留日熱”又相繼形成。這一階段的出國留學人員可謂“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自費留學成為不少人出國打工掙錢或移民定居它國的捷徑,一些單位也出現了“輪流派遣”、“照顧出國”等不正常現象。,這期間,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中國大陸留學生中的大部分人獲得了所在西方國家的長期或永久居留權。
    
    1992年至今為第四個階段。1992年初,鄧小平發(fā)表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南巡講話”,向世界傳達了中國將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信息。中國對在外留學人員獲取“六·四綠卡”的現實采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對他們護照的延期和更換、退出中國國籍、出入境手續(xù)、家屬探親和回國工作等提供了一系列的方便,并由此確立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留學工作方針,同時提出了吸引在外留學人員“為國服務”的口號,受到了廣大留學人員的普遍歡迎。這一階段,中國還對自費和公派出國的留學政策作了進一步的調整和完善?偟内厔菔勤呌诟鼮槠椒(wěn)、寬松和公平、合理。不僅國家對留學工作的調控走出了在一定程度上盲目和無序的誤區(qū),而且一般老百姓也由對出國留學的狂熱和盲從,恢復到了平靜和理智的心態(tài)。近年來,留學生年齡進一步趨于低齡化,“留學”也更多地回到“求學和深造”的本意,打工掙錢和移民定居正逐漸成為退居其次的追求。
    
    3.中國大陸留學生大量在海外的居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新移民進入發(fā)達國家的方式有留學、親屬團聚、技術移民、工作移民和投資移民等多種方式。其中,留學是最主要的方式。根據1999年中國教育部公布的數據,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共有近32萬人赴海外留學,其中國家公派留學人員5萬人,單位公派留學人員10萬多人,自費出國留學人員16萬多人。此外,據估計,還有約10萬以其它身份(如陪讀等)出國后轉為留學身份的自費留學生。這些留學人員的分布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即廣泛分布于世界上103個國家和地區(qū),但90%集中在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西歐等西方發(fā)達國家。他們所學的專業(yè)幾乎覆蓋了所有的學科。目前,已回國的留學人員有10萬人,完成學業(yè)后留居當地者則有20萬多人。這些已成為“新華僑”、“新華人”的大陸留學生以在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三國的人數最多。其中獲美國“綠卡”者約8-9萬,在日就職、定居或入籍者約6萬,獲澳大利亞永久居留權者約4萬。此外,獲加拿大永久居留權者也在萬人以上,還有一些則在西歐各國獲得了長期居留權。
    
    中國大陸留學生目前留居海外的規(guī)模主要是1989年以后西方國家給予中國留學生永久居留權或長期居留權的特殊政策造成的!傲に摹币院,澳大利亞政府批準了3.6萬名在澳中國留學生(其中約有3萬名是語言生)的合法居留權,加拿大也宣布給予當時中國在加的全部留學人員約8000人以居留權。在美國獲得永久居留權的中國留學生更多達5萬余人。此后,又有留學生的家屬約數萬人陸續(xù)獲準到國外定居,他們中大部分人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不少人到國外后也繼續(xù)攻讀學位。在70年代中期以后出國的約70萬(一說有一百余萬)中國大陸新移民中,據中國官方的估計,到目前為止,已取得留學國各種合法居留權的中國大陸留學生連同其家屬,人數總計在40萬人左右。他們整體素質較高,多任職于大學、各類研究機構、公司企業(yè)和國際性組織等,有相當一部分人已獲得了較高的職位,因而被稱為是中國大陸新移民的主體,是中國大陸新移民中境遇最好,也最有前途的部分。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留學生則是持過期簽證滯留不歸者。如據華爾街日報1998年9月5日報道,每年至少有五萬名中國大陸留美學生或觀光客簽證到期仍滯美不歸。
    三、關于改革開放以來的歸國留學生在中國未來的政治生活中將扮演的角色
    
    筆者曾依據《學子風華——優(yōu)秀留學回國人員業(yè)績錄》一書,對70年代末以來做出了各種業(yè)績和受到過各類表彰的424位優(yōu)秀留學回國人員的一些基本情況進行過歸納和分析。從有關統(tǒng)計結果看,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歸國留學人員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各自的專業(yè)研究領域,特別是科學技術領域,而尚未見他們能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變革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有的外國學者認為“中國長期對海外學者不信任,傷害了留學人員并降低了中國吸引留學人員回國的能力”。[4]中國國內一些學者也認為,“中國政壇人物的產生,不是以文化水平高低和是否有留學經歷作為唯一標準的”,“回國留學生對中國未來的影響,將主要表現在科學技術和經濟貿易方面。”[5]然而,筆者認為,留學教育的效應需要一定的時期才能充分發(fā)揮出來,需要一定的積累才能由淺移默化轉為顯而易見,更需要特定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所形成的“時勢”才能造出“英雄”。
    
    縱觀以往歷史上歸國留學生對中國社會發(fā)展所起的作用,可以說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6]:其一,直接作用于生產力,促進中國生產力的現代化。這主要是指學習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的留學生。其二,直接作用于生產關系和意識形態(tài),這主要指學習經濟管理、文學藝術等專業(yè)的留學生,他們把西方的經營管理方法和思想文化傳播到中國,對中國的生產關系和意識形態(tài)向現代化方向發(fā)展起了積極因素的推動作用。如晚清時期,嚴復等人雖是因洋務運動所需被派往歐洲學習海軍船政的,但他們對中國社會的最大影響卻是他們所翻譯和介紹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西方資產階級的各種社會、政治學說。此被稱為近代中國留學史上“種豆得瓜”的意外收獲。[7]其三,直接作用于上層建筑。這主要是指從事政治、軍事、法律、外交等專業(yè)的留學生。由于活躍于上層建筑的歸國留學生大多官高顯赫,因而他們在這一領域的作用往往比前二者更引人注目。除上述已提到的活躍于20世紀前半期各階段中國政壇的歸國留學生外,在新中國的發(fā)展進程中,也有兩批歸國留學生的作用引人注目。第一批是20年代初期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留法學生,包括陳毅、李富春、鄧小平、聶榮臻,他們長期活躍于中國的政壇和軍界。第二批是50年代以江澤民為代表的留學蘇聯(或短期工作)的人員,包括李鵬、鄒家華、錢其琛等,他們是目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重要領導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國留學生仍以學習自然科學為主,既是因為中國領導人在改革開放之初派遣留學生的出發(fā)點是力圖盡快縮小與西方發(fā)達國家在科學技術和經濟發(fā)展水平方面的差距,也是因為學習自然科學較易獲得國外獎學金資助和如果選擇居留國外也更易得到就業(yè)機會的緣故。然而,很難說他們的作用將僅僅局限于專業(yè)技術領域。在上述受表彰的優(yōu)秀留學回國人員中,就有既身為大學教授,又兼任副省長(1人)、副市長(1人)、省政府秘書長(1人)、省長助理(1人)及官至廳(司)局級(6人)的人,另外,有1人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有10人是全國人大代表,5人是全國政協委員,擔任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分別有5人和9人。①實際上,已擔任各級行政領導的歸國留學人員遠不止這些。而且,中國政府也已進一步推出了可聘任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擔任司局級職務等較已往“有突破”的政策。[8]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指出,“缺少有必要專業(yè)知識的官員是妨礙中國前進的一個因素!笨梢哉f,與目前中國在職官員攻讀學位的熱潮相比,由歸國留學人員擔任各級行政領導或行使各種管理之職呈普遍之勢,將更有益于加快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使中國能更快地與世界先進水平接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留學生,無論是出國的人數還是回國的人數,其數量之多,都是空前的。從1850-1978年的128年間,中國出國留學的人數總計約為11.08萬,而改革開放僅20余年,出國留學的人數(約34萬)已是過去128年間總和的三至四倍。②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一代留學人員的作用和影響,絕不會止于目前的水平。正如一些媒體所稱:“越來越多留學人員的回國,將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動力!盵9]
    
    四、關于回國留學人員和海外留學人員所發(fā)揮的不同作用
    
    目前,雖然學成而歸國的留學人員在不斷增多,據報道,近幾年學成回國的人數每年平均以13%以上的速度遞增。③但從總數來看,學成而留居當地的中國留學人員仍多于已回國的人數。一般認為,這是人才外流的表現。至于這一“外流”對中國的損失有多大,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我國學者多傾向于認為人才的外流反映了世界各國對高層次人才的激烈競爭。這一競爭,不但是今日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內容,同時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一競爭的結果。[10]這些認識無疑是具有洞察力的,然而如何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使我們在處于不利地位的國際人才競爭市場上“趨利避害”而獲得最大的利益,國內有的學者多以發(fā)展中國家的態(tài)勢和立場考慮這一問題,因而其思路往往讓人覺得氣餒,甚至悲觀。而留學人員所在的一些西方發(fā)達國家,又不時地擔心流入的人才成為威脅其國家安全的“盜火者”,以至于“在硅谷,中國最優(yōu)秀人才引起懷疑”。[11]如果我們將這一問題置于全球化大背景和整個世界的發(fā)展趨勢來考察,或許能有益于我們更好地認識這一問題。
    
    從全球范圍來看,不同國家的現代化起步時間和啟動方式各不相同。有學者將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歷程區(qū)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早發(fā)內生型”,一類是“后發(fā)外生型”。[12]發(fā)展中國家一般都屬于“后發(fā)外生型”,具有“落后的優(yōu)勢”,也稱“隨機的優(yōu)勢”,也即落后國家可以通過學習和模仿先進國家而降低現代化的成本,因而向外派遣留學生成為發(fā)展中國家推進其現代化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正因如此,才使得發(fā)展中國家因派遣留學生而導致的人才外流格外引人注目。然而,隨著國際經濟全球化發(fā)展趨勢的加速和各國在經濟與其它領域中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各種生產要素(包括資本、貨物、服務,以及人力和信息資源)跨國界的自由流動也變得日益頻繁和規(guī)模更大。在這一大背景下,限制人才“自由貿易”是很困難的,因為人才也像其它商品一樣容易受價格因素的影響,傾向于流向報酬高的國家,政府很難用政策來限制。發(fā)展中國家是如此,發(fā)達國家也如此。當然,對于特別需要人才的發(fā)展中國家而言,辛辛苦苦培養(yǎng)的人才外流了,這確是一種損失,不過人才究竟不一般的商品,是有民族感情的,在許多高級人才看來,還有比金錢更可貴的東西,只要發(fā)展中國家,能夠做到國家統(tǒng)一,政治開明,社會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人才是可以流出也可以流入的。至于中國,我們正處在中國歷史上最佳時期,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經濟蒸蒸日上,始終保持著巨大的活力,我們成功地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實現了經濟持續(xù)快速發(fā)展。今年以來,在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緩的情況下,我國的經濟仍保持良好的發(fā)展勢頭。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待開發(fā)的商品市場和投資地,世界各地的資金和人才正被吸引到中國來。在這種形勢下,我們相信,我們的大部分留學人員,在學成之后,必會或遲或早地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將所學到的知識直接或間接地運用于中國這塊最能讓他們施展才華的地方來。
    
    筆者認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由于現代交通工具和通訊技術的發(fā)達,我們對于人才的流動,對于留學人員的回歸與居留問題應當想得寬一些,遠一些。對于中國來說,歸國留學人員將是中國現代化發(fā)展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海外留學人員也將同樣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產生巨大的推動力。也就是說,回歸率不等于回報率,有些留學人員甚至認為“留下比回去發(fā)揮的作用更大”。[17]雖然“新移民”、“新華僑”、“新華人”尚未能形成政策上的明確概念,但事實上,無論歸國與未歸國,“留學人員”的涵義已遠遠超出其字面意義,因為多數留學人員早已離開校園,進入當地社會。近代華僑曾經對祖國和僑居國做出過巨大貢獻,并延及今日,新一代華僑華人同樣會以自己的文化智力資源為祖國和所在國做出新的貢獻,并成為促進祖國與所在國之間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和紐帶。而對于留學人員的居留國來說,也大可不必一方面為吸引人才發(fā)展本國的高科技而高興,另一方面又為本國的先進科技會因此失竊而擔憂。[18]早在本世紀初,美國人就認識到:“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的青年中國人,哪一個國家就將由于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yè)方面的影響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獲。”[19]在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趨勢下,既熟悉外國技術和產品,又了解中國市場行情和運作的留學人員,無疑在促進中外經濟的發(fā)展和貿易的擴大方面更有著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
    
    總之,從中國來說,在外留學人員的“為國服務”,可以使中國人才流失的損失通過“智力回流”和“資金回流”得到某種程度的補償,可以通過他們在國際上保持和擴大對中國的友好勢力;對西方來說,通過中國留學人員擴大和加深中外貿易、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發(fā)展,推進中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事業(yè)的發(fā)展,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符合西方利益的?梢哉f,歷史和時代將海外華人和華商資本演變成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招商引資的基礎和依托,同樣也將使中國的留學人員群體演化成為中國在歐美國家招商引資的基礎和依托。這將是一條“雙贏”和“互惠互利”之路。
    
    五、關于留學人員“特殊”地位與作用的“終結”
    
    如上所述,留學人員無論是回國還是留在國外,都有可能為中國做出貢獻。中國自1992年以后,也對留學人員實行了“來去自由”的政策。然而,從中國政府來說,還是迫切希望廣大在外留學人員能回國工作的。8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吸引留學生的政策、措施,諸如,成立留學服務中心,開辟留學生創(chuàng)業(yè)園區(qū),設立歸國留學人員科研啟動資金,在工資、住房、配偶子女安置、職稱、職務等方面對留學生的優(yōu)惠;來去自由、選擇工作自由等等。如果再加上各地區(qū)、各部門、各單位出臺的五花八門的優(yōu)惠政策,就更可觀了。這些無疑顯示出中國政府吸引留學生回國的誠意,但也在無形中加強了留學人員這一群體在中國的“特殊”地位,以至這些政策同樣引起非議和一定程度的負作用,如“土”、“洋”博士之分,以及促使更多的人走上出國留學之路,等等。如今的歸國留學人員,雖不能象20世紀早期時“假如倒霉也可以當一個大學教授”,①但其在中國地位和作用之突出仍是無庸置疑的。這一方面固然是留學人員自身學識與才華卓而超群的表現,另一方面也很難說“在外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不是“獲得高薪、住房和好工作的捷徑”,[20]而這同時多少又說明了“留學在本質上意味著落后”。
    
    但不管怎么樣,留學也正是為了改變落后。吸引留學生回國工作的優(yōu)惠政策是中國政府力圖增強在國際人才市場競爭力的一種努力,而對于廣大留學人員來說,則可謂是歷史賦予他們的又一次機遇。從歷史的眼光來看,當一個國家處于社會變革和轉型的時期,是最具歷史挑戰(zhàn)性的時期,也往往是一個“時勢造英雄”的時期。胡適當年年僅二十六七歲,且尚未正式拿到博士學位就問鼎北大,可以說正是五四前后中國時勢所提供的歷史機遇造就了他。當今的中國正面臨著一個新的社會變革和轉型時期,一些同樣已成為了當今中國著名高等學府校長、副校長的留學人員在一些不無羨慕和嫉妒的人看來,不過也是因為回來得早而已。據筆者對上述受表彰的優(yōu)秀歸國留學人員的統(tǒng)計,雖然自1993年以來留學回國人員以每年13%的速度遞增,如1998年學成歸國人數達7379人,幾乎是1990年1993人的5倍,[21]但在總計為560人次(含兩次或多次出國與回國統(tǒng)計)多次的回國者中有345人次是在1993年以前回國的,不能不說也有“物以稀為貴”的原因。②也就是說,回國越早得到較高榮譽和地位的機會越多。
    
    然而,機遇不是總會出現,“物以稀為貴”的情形也不會長久持續(xù)。雖然目前中國吸引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的力度不斷加大,政策也不斷有突破,今年初又推出了“十五”期間爭取每年吸引萬名留學人員回國工作的目標,[22]然而,很難說再過若干年,當再有10余萬留學人員回國時,他們的身價還能象今天這樣炙手可熱。在這一點上,中國國內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已未嘗不是一個寫照。10余年前,大學本科生在中國尚供不應求,但好景不長,隨著國內高等教育的迅猛發(fā)展,今天連碩士研究生畢業(yè)想謀一相當職位,亦非易事?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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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如《八桂僑史》2000年第4期“華人專業(yè)人才”欄目中的一組文章。
    ②參見拙作:《對優(yōu)秀歸國留學人員的若干分析》,載于《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①據《學子風華——優(yōu)秀留學回國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編,1999年12月)統(tǒng)計。
    ②128年間留學人員的總數參見方雄普:《有關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歸國留學生的幾個問題》(日本文部省重點研究領域“當代中國的結構變革”第五次國際研討會論文);改革開放后20年間的留學人員總數,據一些內部資料估計,若算上以“陪讀”等名義出國后轉為留學身份的,已有40余萬。
    ③參見拙作《對優(yōu)秀歸國留學人員的若干分析》中“1985-2000年見諸媒體的歷年中國留學生派出、回國及在外總數表”,載于《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①中國著名作家許地山的小說《三博士》中主人公之語。
    ②參見拙作《對優(yōu)秀歸國留學人員的若干分析》中的“優(yōu)秀歸國留學人員出國與回國時間統(tǒng)計圖”,載于《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
    隨著國家經濟文化教育水平的發(fā)展,留學人員的作用不會是一如既往地增大,而是會逐漸縮小。[23]
    雖然,隨著中國入世的契機,近年來各地中小學生赴海外留學的勢頭有所增強,但1980年代初曾經躁動和席卷中國的出國留學熱潮從總體來說已趨于平穩(wěn)和理智。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全球化的發(fā)展,不僅人類接受教育的空間日趨國際化,人才的使用和流動也將日趨國際化。對于中國人來說,人們將以一種比現在更為冷靜和理智的心態(tài)看待出國留學,也會以一種不再帶有“特殊”色彩的政策對待回國留學生。出國留過學的人與在國內受教育的人相比,只是一種受教育地域背景的不同,而不是衡量知識能力差異的一種尺度。當一個國家不再過分仰賴留學回國人員,不再需要對回國留學生采取種種優(yōu)惠特殊政策的時候,才是其真正獨立富強的時候。那時候,“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留學運動,也終將成為不同國家之間的一般意義上的文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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