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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追問
——讀冰凌的中篇小說《中風》
文/劉云
初讀旅美作家冰凌的中篇小說《中風》(見《海峽》2001年4期)是在讀過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說《旅美生活》之后，大概是這兩部小說的風格差距太大，我在美美地享受了《旅美生活》的夸張、幽默給我?guī)淼目鞓分螅瑢嵲谑墙邮懿涣恕吨酗L》這部讀起來平白的、零散的、瑣碎的，可以說是一點也不像小說的小說。我這樣說一點也不過分，因為這部小說既沒有連貫起伏的情節(jié)結構，也沒有個性鮮明的中心人物，讀起來像是一篇回憶錄似的紀實散文。但是讀了兩頁之后，我就再也放不下了，終于一氣讀完，一遍還覺得不夠，又重新讀了兩遍、三遍，每一次閱讀，我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和收獲。何以如此？原來這部小說讓人回味與思索的東西太多。
“中風”在詞典上的解釋是一種病，多由腦血管栓塞或發(fā)生血栓、腦溢血等引起。初起時突然頭痛、眩暈，短時間內(nèi)失去知覺。但是在這部小說中，“中風”已經(jīng)不是純粹病理學上的含義了，作者將它引申到精神領域，賦予它更加深刻、更加豐富的象征意義，從而使這部小說具有了深厚的思想內(nèi)涵。
在作品中，父親中風是個引子，引起“我”對自己人生歷程的回顧與思索�！拔摇崩鲜菓岩勺约菏遣皇恰熬裰酗L”了，因為我的感覺經(jīng)常模模糊糊，處于不清晰的狀態(tài)�！熬裰酗L”是這部小說中出現(xiàn)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名詞，什么是“精神中風”，我們由“中風”的本義來推論，就可以解釋為精神的無知覺狀態(tài)，或者是精神的模糊狀態(tài)、迷惘狀態(tài)、缺失狀態(tài)，也就是小說中所說的“精神的迷失”。在這種狀態(tài)下，人就像是中風一樣，對自己的行為毫無知覺，人生常常在盲目的、不自覺的、無目的的狀態(tài)下發(fā)展，缺少清醒的意識和自覺的行為。因為一切都是盲目的、無目的的，就談不上什么確定人生目標、樹立遠大理想等理性思考，個體也就缺少精神支柱、精神動力，人生因而變得沒有價值、沒有意義�？梢哉f，這部小說就是借父親中風這個引子，對人生、對命運進行的一番思索與追問。
顯然，“精神中風”是一種可怕的狀態(tài)。“我”的祖父原是上海郊區(qū)一個老實、本分的農(nóng)民，他戀家、愛子，但唯一的兒子卻在遙遠的福州安家落戶，因而老伴去世后他倍感孤獨、寂寞，可是兒子又不允許他續(xù)弦。中風使得他如同廢人，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度過每一個像黑夜一樣的白天”，肉體已經(jīng)失去了可以享受生活的權利，而精神上又沒有一點可以填補的東西，最愛的兒子又在遠方，身邊連一個可以陪伴自己的人也沒有，生活對他來說除了煎熬之外已經(jīng)全然沒有意義，以至他最后選擇自殺來結束自己孤獨、無助的生命�？梢娙巳绻ゾ裰е�，沒有精神動力和活著的熱情，人生也就變得沒有意義，生和死也就沒有什么區(qū)別，自殺也就可能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但是，在祖父決定結束生命的那一刻，他已經(jīng)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沒有繼續(xù)在孤獨、寂寞與無助中耗盡生命，對生與死做出自己最有力的抉擇。而父親的中風是作為祖父的對照出現(xiàn)的。不無巧合的是，父親與祖父一樣在六十六歲那年中風，所喜的是父親所處的時代比祖父那時已經(jīng)大有進步，不僅醫(yī)療條件大大改善，使疾病的治愈大有希望，而且身邊親人把他照顧得無微不至，雖然四個孩子有三個在國外，也是每天打電話回來問安，因此，對父親來說，即使是退休了、中風了、住院了，他的精神世界始終都被親情塞得滿滿的，生活依然是美好的、充滿希望的、值得留戀的。
可以說，祖父的死是對一種極端狀態(tài)下的“精神中風”的反抗。在“精神中風”的極端狀態(tài)下，個體感到心靈失去最后的依托，生命失去存在的價值，如果個體走不出這種狀態(tài)，就很可能采取一種極端的方式來解決。要么像祖父一樣用死來維護生的價值，要么在自暴自棄中通過破壞來顯示個體的存在。相反，如果個體能夠走出這種狀態(tài)，重新找到存在的意義，那么生命也有可能出現(xiàn)奇跡，從而進入“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嶄新境界。小說中那個在新疆服刑的青年，本來對生活都已絕望，萬沒想到報紙會發(fā)表他的詩，由此發(fā)誓重新做人。四年后，他帶著新婚妻子來報社感謝曾經(jīng)在自己絕望時給了他希望的報社編輯“我”。這個青年的轉變再一次證明，人總要尋找自己生命的價值所在，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一點，只要有，生命也就具備了存在的意義，人生也就有了希望，活著也就有了動力。
“我”可以說是小說中最重要的人物。小說完整地寫出了“我”從童年直到現(xiàn)在的生活歷程。這篇小說的過人之處并不在于展示“我”的生命歷程如何曲折、復雜，事實上，每一個生命來到世上后的成長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這是人生不可改變的規(guī)律，在這一點上，“我”與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其他人沒有什么不同。準確地說，“我”的與眾不同、超越常人之處，首先在于“我”對待生活的態(tài)度是“珍惜每一天，過好每一天，享受每一天”。
但是享受對每個人而言，意義完全不同，有的人追求高級的精神享受，有的人卻只愿在吃喝玩樂中尋求低級的感官刺激。臺灣作家艾閃的小說《可以說謊可以愛》中把人的快樂分為兩種，一種是蘇格拉底的快樂，一種是豬的快樂。蘇格拉底的快樂是智者的快樂，豬的快樂則是動物性的快樂。智者的快樂與豬的快樂最本質的區(qū)別就在于前者是一種精神的快樂，是一種發(fā)現(xiàn)、一種創(chuàng)造，要么潛心于對人類未知領域的開拓，為人類社會積累更多更新的物質或精神財富，要么“向自己主體力量的更強更深處，索取潛能的發(fā)揮和發(fā)展，以創(chuàng)造有別于常態(tài)生活的一片天而形成獨特的生命形式”①，無疑，這種快樂是源于“靈”的。而豬的快樂則重在“欲”，是人的本能的體現(xiàn)。按照臺灣作家郭楓的說法，這種快樂其實只是一種淺薄的快感而“未能觸及到幸福的領域”②。
小說中“我”的超越常人之處就表現(xiàn)在“我”的享受最主要來自精神層面，即對生命的熱愛�！拔摇睆男W到高中畢業(yè)，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小說中，“高中畢業(yè)”是打了引號的，可見所謂的高中畢業(yè)對“我”來說，乃至對與我同齡的整整一代人來說都只是一種時間上的概念，并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所以小說中寫到“國家中風了，我也跟著抽風”，可以想象文化大革命對“我”這一代人的負面影響何其深重。
事實上，在這十年中，很多青年人都隨波逐流，放棄了學業(yè)和追求。而“我”在這樣一種非常時期，卻樹立了人生目標，并開始為之不懈奮斗。“經(jīng)歷了十年不停地讀書不停地寫作不停地抄稿不停地投稿又不停地接受退稿”的過程，“我”終于發(fā)表了第一篇作品，在文學的道路上邁開具有關鍵意義的一步。到美國之后，文學又成為“我”的敲門磚，“幫我敲開一扇又一扇緊閉的大門，解決了我生活中一個又一個難題。但是，這些對我并不是最重要的，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要寫出好小說。我將為此作畢生的努力和追求，我期望自己能享受一個美滿的結局，如果不能享受到，我也沒有什么遺憾，因為我已經(jīng)享受到為這美滿結局而努力和追求的過程�！笨梢姡膶W是“我”的人生之夢，是“我”最大的精神享受，也是“我”一生的追求�！拔摇笔莻�熱愛生命的人，只有熱愛生命的人才會珍惜每一天，才懂得如何過好每一天。生命的價值不在于活著的時間長短，平庸地過一百天與過一天是相同的。一個人如果沒有精神的追求，“盡管他笑著、炫耀著、瘋狂著，然而他總是空虛著！”③善于發(fā)現(xiàn)、善于創(chuàng)造的人生才具有永恒的價值，而淺薄的快感，因為抓不住人生的價值，常常使人覺得倦怠和空虛。從這一點來說，小說的主人公“我”的形象就已經(jīng)具有了超越蕓蕓眾生的意義，成為這一類精神追求者的典型代表。
尤應看到，“我”的超越常人之處還體現(xiàn)在“我”不斷地對自己的生命歷程進行反思與追問。我們每個人都要在這人世間走一程，大多數(shù)人都是自發(fā)地甚至是被動地往前走，分辨不出生命的方向，到頭來才發(fā)現(xiàn)這一生自己不知在做些什么；也有的人在人生的岔路口，在面臨選擇的時候能夠停下來思索一下，張望一下該往哪條路上走，可是一旦生活進入穩(wěn)定的軌道，他就再也不思考了，只憑著生活既定的模式向前“盲流”。
事實上，這些人往往處在“精神中風”狀態(tài)而不自覺。只有少數(shù)人能在人生旅途中不時地停下來回過頭看一看、想一想，總結一下自己過去的路走得怎么樣，下一步還應該怎樣走法。小說中的“我”就是這樣一個善于總結自己的人�！拔摇痹谌藲q那年來到美國，這成為“我”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地球的那一頭跑到地球的這一頭，從東方世界跑到西方世界，從發(fā)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跑到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我的命運情感尊嚴思維興趣關系交往表達甚至食欲等等，都發(fā)生了撞擊摩擦磨合冶煉膨脹轉向，我像被推上了一個轉盤，經(jīng)過飛速的旋轉之后，又被推下轉盤，我頓時迷失了”。這種“迷失”是人生面對突如其來的變遷之后所產(chǎn)生的失落與困惑。特別是對于像“我”一樣剛來到美國的中國人，很多在國內(nèi)都是精英分子，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因此并不具有接受體力勞動的經(jīng)驗和足夠的心理準備。但是在美國，他們不得不為了吃飯、為了學費奔波在餐館、工廠或者是富裕的美國家庭間，去干那些美國人不愿干的臟活、累活，可以想象他們不僅要在體力上經(jīng)受考驗，在精神上更是倍受煎熬。因此，他們中有一些人便在這種情況下迷失了方向，淪落為僅僅是為了活著而活著的人。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困難面前越發(fā)堅強，始終堅守自己的人生信念與追求，在異國他鄉(xiāng)開拓出一片嶄新的人生天地。小說中的“我”就屬于后者。在四十歲那年，雖然“我”在美國還沒有找到立足之地，還在為生存而苦苦掙扎，但是為了避免精神的迷失，“我”對過去做了一次很認真的回顧，以確定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然后再選擇怎么走。僅就這一點來講，“我”就已經(jīng)超越了那些“盲流”。尤為重要的是，“我”始終都有自己堅定的人生目標、明確的人生方向，那就是，寫出好小說，并為此作畢生的努力與追求。有了這個明確的目標和方向，“我”的人生就不再是盲目的，“我”的生命就將是充實的、快樂的。除此以外，“我”也喜歡思考一些問題，如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的根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等等。有時候“我”是清楚的，但清楚之后又模糊了，漸漸地“我”又清楚了，但轉而又模糊了�！耙惶煊忠惶斓娜兆�，我就是在這種清楚與模糊的交替中度過”。正因為如此，“我”總是懷疑自己是不是“精神中風”了。
其實，在漫漫人生路上，并沒有一路清醒的人，每個人總要被一些問題所困擾，怕就怕人總是模糊而不清楚。因此可以說“清楚與模糊的交替”應該是人生的常態(tài)，而不斷地對自己的生命進行反思與追問正是預防和治療“精神中風”最有效的方法。事實上，人的一生都是在“我是誰”、“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怎樣去做”這四個康德式的問題中糾纏，每當人對這四個問題有清楚的答案的時候，人就會前進一步，而每當模糊的時候，人就會停頓下來，甚至倒退、墮落。值得注意的是，只要人善于總結、善于思考，每一次清楚就不再是對上一次清楚簡單機械的重復，而是對上一次清楚的超越，成功的人生就是在經(jīng)歷了一次又一次超越式地清楚之后螺旋式地發(fā)展、上升的。很顯然，小說中的“我”就是在對人生不斷地反思與追問中把握自己的人生并不斷地提升自己的生命價值的。因此可以說，這個“我”的形象的確是一個具有新意的人物形象，他超越了性別、種族、語言、國家的界限，具有人類學上的普遍意義。
也許正是基于小說中“我”的這種超越常人的反思與追問的能力，“我”才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卻著實讓人驚訝的問題——“我為什么要來美國？”。也就是這個問題，使這部小說具有了超越一般新移民文學的獨特價值和意義。
海外新移民文學醞釀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80年代以來，從中國大陸移民海外的留學生、學者等，已經(jīng)構成新移民文學中創(chuàng)作最活躍、人數(shù)最多的一個群體。他們的創(chuàng)作多反映海外移民者在異國他鄉(xiāng)艱辛的奮斗歷程和內(nèi)心的直接感受，著重表現(xiàn)弱勢文化在強勢文化巨大沖擊下的變形、扭曲和退位。90年代至今是海外新移民文學向縱深發(fā)展的成長期，作品已經(jīng)不局限在對個人傳奇經(jīng)歷的表現(xiàn)上，更多的是表現(xiàn)海外新移民的精神歷程，乃至對這一代人的命運進行深入思考。
與此同時，“‘認同中華文化’理念的建構成為海外華文文學一股新的潮流”④。在這類小說中，對中西文化矛盾與沖突的表現(xiàn)已經(jīng)漸漸退到次要地位，而表現(xiàn)處于平等地位的中西文化的交融則逐漸成為潮流，從而拓展了海外華文文學的境界。但是，縱覽海外新移民文學作品，可以發(fā)現(xiàn)，盡管有的也有相當?shù)纳疃�，但是他們多是表現(xiàn)移民后的各種生存狀態(tài)尤其是適應新生活的過程，卻很少能夠對移民這個行為本身進行回顧與反思。如果留學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學留”，那么只要留下就意味著人生的成功，因而無論你是在飯店端盤子，還是在大學做教授，意義都是一樣的，這顯然有悖于常理。
但事實上，移民之后的生活往往會與自己原來設想的目標反差極大，而能夠認真反思一下自己當初移民之舉的又有幾人？“我為什么要來美國”恰恰表現(xiàn)了這樣一種反思：“我是為了出來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是看完之后我為什么又沒有回去？我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命運反而改變了我，把我推入生活的底層。我是想改變一下生存的方式？可是在國內(nèi)生存似乎更適合我。我是為了將來兒子能出來留學而開路搭橋？又顯得牽強。那么我出來是為了掙美金一圓淘金夢？為什么又整天忙著中美文學交流？不僅不掙錢，反而心甘情愿貼錢？我沒有什么文憑，不懂英語，沒有任何優(yōu)勢，又以三十八歲‘高齡’飛來美國，為什么？而且我在國內(nèi)有兒子房子位子票子還有樂子，我為什么還要來美國？我不是搞錯了嗎？我是不是搞錯了？”雖然“我”最終并沒有在這一系列問題上找到明確的答案，以至于“我”有時也處于一種矛盾和模糊的“精神中風”的狀態(tài)，但是“我”畢竟開始認真思索了，這比起少君的小說《洋插隊》中那個在異國他鄉(xiāng)茫然奔走、僅僅為活著而活著的女主人公，比起張翎小說《望月》中那個原本是大學教授，后來卻不得不去作傳教士的李方舟，“我”的形象就顯示出獨特的思想價值和超越意義，它預示著新移民文學將以更加理性化的目光審視當下新移民的生存狀態(tài)，從而走向新的里程。
如果我們作一點深入分析就可以發(fā)現(xiàn)，“我”之所以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并且對自己的移民之舉進行一系列反思與追問，恰恰表明“我”的內(nèi)心深處存在著對本民族文化傳統(tǒng)、對自己民族之“根”難以割舍也無法割舍的情感。就像小說中所說的那樣，“根對人來說是很重要的，有了根就有了底，知道自己從哪里來，知道自己現(xiàn)在在什么方位，那么他的精神就不會迷失。所以沒有根的人要苦苦的尋根，尋到根的人精神就找到軟床，可以穩(wěn)穩(wěn)當當?shù)奶上��！边@里的“根”其實就表現(xiàn)出“我”的一種自然的種族歸屬意識。就是因為有了這種意識，“我”和兄妹們才都認為圣誕節(jié)是美國人的節(jié)日而無法投入進去也不愿意投入進去，而以過春節(jié)為正宗。后來雖然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不得不入鄉(xiāng)隨俗認同了圣誕節(jié)，也還是進行了中國化的改造，吃的是中國菜，喝的是中國酒，聊的是中國的話題。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人一生下來就是群體中的一員，與集體、社會從來就分不開，因而天生就需要一種歸屬感，小到一個家庭，大到一個組織、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失去了歸屬感，人就會像一片漂泊無依的落葉，不知所終，內(nèi)心永遠無法安定與踏實。很多漂泊在外的游子們所缺少的就是這樣一種歸屬感，因此他們總是通過各種方式來尋“根”，來確認自己的歸屬。
總而言之，《中風》這部小說以散文化的筆法、比喻象征的手段揭示出一個深刻的人生課題，具有豐富的哲理內(nèi)涵，閃耀著逼人的思想光芒，顯示出作家對生活的獨特發(fā)現(xiàn)和獨立思考。相比較而言，有的作品雖然情節(jié)生動，人物也具有一定的個性色彩，可是除了對生活作了一般性描述外，并沒有從中開掘出一個嶄新的精神境界，因而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使讀者讀了一遍之后就沒有興趣再讀第二遍。而《中風》中所凸現(xiàn)的人生思考卻超越了時空的限制，使小說文本具有足夠的張力，著實耐人尋味。還有一點應當指出，就是這部小說的語言雖然沒有《旅美生活》那樣明顯的對比性夸張所造成的幽默感，但是作者用調(diào)侃的語氣敘述的那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現(xiàn)在讀來卻讓人忍俊不禁，因而也是別具一格的。
注釋：
①郭媛媛等：《閱讀少君》，群眾出版社2002年10月版，49頁。
②③許達然編選：《山與谷——郭楓選集》，香港文藝風出版社1990年4月版，185，180頁。
④方忠：《海外華文文學的文化價值取向一瞥》，《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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