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nèi)時，對身份籍貫無特別的感覺。旅居倫敦后，這種中國人和哈爾濱人的身份認同感卻強烈起來。
倫敦就像莎士比亞說的大舞臺，國際化程度也如一個笑話：“世界各處都在講英語，唯有倫敦除外”。在這里，你隨處會被淹沒在世界各種語言和音響的聲浪之中。陌生人見面，問好后便是“你從哪里來”這一關(guān)乎身份的話。這似乎是世界上不同人們能相互了解的一個基本前提。在倫敦的許多生活情境之中，一個眼神或笑容都可能會提醒你這種國籍身份的微妙效應(yīng)，這或許也正是與祖國和故鄉(xiāng)距離越遠而感覺越近的一個環(huán)境原因吧。
我初到倫敦時，我國的改革已啟動十多年了。雖然哈爾濱和整個中國都已產(chǎn)生了顯著變化，但這個變化在西方引起的反應(yīng)卻還是遲滯和微弱的。在西方人的概念里，處在“遠東”的中國離歐洲這個世界文明中心太遙遠了，而談到東方話題，從一些倫敦人優(yōu)雅的紳士風度后面，你能無誤地體味出那種隱含的西方文明中心的優(yōu)越感。
倫敦人似乎有足夠的底氣來支撐這種優(yōu)越感：羅馬遺跡，大憲章、蒸汽機、日不落帝國、工業(yè)革命、金融中心、皇家禮節(jié)、倫敦口音、新技術(shù)浪潮……；也許正是對這種優(yōu)越感的依戀，使他們常常忘記了去看清發(fā)生在遠處東方的劇變。在許多英國人眼中，中國人的形象，除少了一根辮子，似乎與他們得自十九世紀的傳統(tǒng)印象沒有多大區(qū)別：瘦弱，卑微，嗜煙，迷信，賭博，可笑，窮困。這是二十世紀西方的許多電影和幽默笑話中常見的形象。記得剛來倫敦時在名店買了件飾品，卻被店員誤認為是日本人，可見中國人窮這一印象在西方文化氛圍中多么根深蒂固。
縱覽華夏五千年歷史，西方人這種優(yōu)越感的衍生也只有二百年左右。十三世紀元朝的使節(jié)在法國面見英王愛德華，可能是中國人和英國人的第一次歷史性會面，那時的中國使節(jié)必有成吉思汗的雄風，不會給英王那種對近代中國人的印象。整個的十六到十八世紀，西方人對東方和中國的印象應(yīng)是美好的：絲綢、茶葉、壁紙、青花瓷、壁毯、園林、文官及考試制度、儒教的理性哲學，都曾參與或激起過歐洲當年的中國熱。321年前在倫敦，詹姆斯二世以皇家的禮遇接待了中國人沈福宗，并命宮廷畫家為他畫了油畫肖像并掛在自己的臥室旁邊(此畫至今仍為皇家收藏)。而在英吉利海峽對面，法國皇帝路易十五模仿著中國皇帝每年春天扶犁開耕的儀式……，在一片“偉大強盛的中華王國”的贊美聲中，那時的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與近現(xiàn)代何其不同。
盡管在近現(xiàn)代中國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大起中有過大落，但這二百年在歷史中只是一瞬。中國改革的時代春風，正從東方吹向世界。從我在倫敦耳濡目染的幾個生活斷面中，已能日益感覺出來自故鄉(xiāng)的這股風勢的強勁：
在倫敦旅游者的人群中，中國人的面孔已越來越多，在陪伴哈爾濱友人游歷愛丁堡的蘇格蘭城堡時，導游的一句“如果沒有中國游客，城堡很難維持運作”令我感慨不已；
在英國的大學和價格不菲的私人學校里，中國人已構(gòu)成了一個極其蓬勃的海外學生源；
在倫敦，中文已被納入到普通英國學生外語考試科目的選項之一；英國社會上學習中文的人數(shù)大大增加；
在一個匯豐銀行的客戶聯(lián)誼會上，一位中年職員得知我來自哈爾濱，便熱情握手，并談起九十多年前英國的匯豐銀行就已經(jīng)登陸哈爾濱，問他為何對中國的知識如此上心，他回答 “二十一世紀的生意舞臺是中國的”；
在倫敦的商店里，有Made in China (中國造)商標的中國商品已非小溪而成汪洋，據(jù)某項統(tǒng)計，倫敦的生意利潤已有三分之一是來自中國；
去年金秋，中國的兵馬俑在大英博物館的展出震動英國，清晨人們5點30分便排長隊候票，這景象在英國這個紳士之鄉(xiāng)可謂是空前的；
2008年的新年，一排排特大的中國紅燈籠，第一次映紅倫敦牛津廣場的夜空；
沿著李約瑟的方向，英國人蓋文·門杰斯改寫了發(fā)現(xiàn)了美洲新大陸的歷史，把中國人鄭和的名字放在了哥倫布的偉大光環(huán)之上；
在英國喜愛冰雪活動的人們的口中，哈爾濱的名字作為世界四大冰雪節(jié)之一，已經(jīng)更頻繁地被提到；
哈爾濱電視臺制作的《哈爾濱印象》，在倫敦的電視屏幕上出現(xiàn)：那瀟灑了上百年的充滿歐洲風韻中央大街；還有哈爾濱的亞洲第一電視鋼塔……
更似夢非夢的一刻發(fā)生在我經(jīng)常光顧的英國超市的柜臺上，在那些西方的名牌啤酒旁，哈爾濱啤酒井然列隊，我眼前一片太陽島的陽光……；
在精神層面，英國大哲學家羅素曾點評到：“中國人缺少對人道主義的沖動”，而中國大地震后的生命拯救和安撫正重新詮釋著同一偉大命題；哈爾濱自愿獻血活動在全國名列前茅，領(lǐng)導率先垂范，故鄉(xiāng)的精神文明之風燦爛如花……。
東方的這些改革效應(yīng)正磨洗著西方人心中二百年來積淀的中國印象。當然，西方人的這些印象有其民族地緣史的原因和慣性，也不會一日改變。不久前奧運火炬在倫敦街頭的傳遞中，就含有與這種復(fù)雜原因和慣性的糾葛。此時，我不由想起了德皇威廉二世高調(diào)渲染的《黃禍》圖，那是中國文明處在歷史上別說是進攻、就連防守都做不到的最無助和無奈的時刻，可即便如此，中國文明仍被描畫成烈焰熊熊的進攻性坐佛。而時至今日，中國的改革如此翻天覆地，對世界格局和各國家民族心理的影響，該會引發(fā)出怎樣的歷史波瀾呢？西方對中國崛起的適應(yīng)需要時間，那就多給一些時間和耐心吧。
中國文明跨向現(xiàn)代化的巨大進步，應(yīng)當是展現(xiàn)在近三十年世界史上的最顯赫的一頁。這是古老中國的光彩和榮耀，我作為能在倫敦這一世界大舞臺上見證這一變化的哈爾濱人而深感自豪。(作者：黎麗，英籍華人，上世紀九十年代定居倫敦，現(xiàn)任英國遠東文化公司和英國遠東文化出版社董事長，哈爾濱市僑聯(lián)駐英國代表處首席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