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承志，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間的南京。那時，日本侵略軍已經在浙江的金山衛(wèi)登陸。我從炮聲隆隆的嘉興到南京富厚崗八路軍辦事處，當我們到達潘梓年的辦公室時，承志也在座。他那時穿了一套八路軍的棉軍裝，精神奕奕。大家暢談戰(zhàn)局，最後，潘老叫我們設法趕快離開南京到武漢會合。
第二次見到他，是在一九三九年秋天的重慶。他同劉曉兩人來自外地向中共南方局匯報工作；這一次見面，談談笑笑，說得相當多，內容主要是談國民黨對抗戰(zhàn)的無能。
第三次見到他，是一九四六年的一月間，他從牢獄出來的時候，那時舊政治協商會議正在舉行。中共代表團設在重慶“中三路”的一座小山上。我們在這座小山的屋里迎接他和葉挺將軍；又在紅巖村里開了一個熱烈的歡迎會，歡迎這兩位經受嚴酷考驗、威武不屈的英雄。
在我們所熟悉的人中，長期過這苦難坎坷的生活的，恐怕要算承志了。夏衍說廖公一生坐過七次半牢。長期地在苦難中掙扎而不發(fā)生一點動搖，這難道不是在證明他具有鋼鐵一般的革命意志麼？據我所知，他在這七次半牢獄生活中，有兩次是特別嚴酷的。
一次是在長征途中被張國燾拘捕的時候。張國燾污蔑他是反革命，開除了他的黨籍，把他作為囚徒，讓保衛(wèi)部門押著，隨隊伍行軍。這件事，與承志同一命運的羅世文烈士(后來犧牲於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集中營)，在抗戰(zhàn)初期，對張國燾在鄂豫皖和通南巴兩地大量屠殺干部，特別是知識分子干部的情況，說得很深刻。提到廖公，他說，“廖承志的生命，在當時，比一根懸著千鈞之重的頭發(fā)，還要危險。如果沒有周恩來同志的營救，那他的生命是很難說的”。關於張國燾的軍閥主義和屠殺政策，關於廖公在當時的危險情況，他說得那麼深刻。直到今天，他的充滿著憤怒而清晰的四川口音，還盤旋在我的腦海里。
還有一次，那是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廖公被國民黨特務關在殺人魔窟的重慶歌樂山下的時候。一九四六年一月，蔣介石被迫把他和葉挺將軍釋放了。周恩來召集一個小型會議，讓廖公談談他在那五年間的斗爭經過。國民黨特務對他的手法是肉體的摧殘和精神的折磨交替使用。特務們甚至把那個最高頭子抬出來，用什麼“父執(zhí)”的名義，要他改變信仰。廖公聽了那個頭子的那套胡說以後，一言不發(fā)，站起來就走開。大家聽到這里都在點頭。廖公卻說：“我只做了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事”。
從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幾年間，我同廖公都在中央統戰(zhàn)部工作，他長期負責華僑事務和港澳工作。在港澳，從普通市民到有社會地位的教授、工商業(yè)家和銀行家，他都能談得來，都能交成朋友。他不僅理解他們思想動態(tài)和生活情況，而且能夠在這種理解中，引導他們?yōu)樽鎳氖聵I(yè)而跟看前進。他所負擔的工作，在整個統戰(zhàn)工作中，是做得極其出色的。
(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