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后，由于大片國土淪陷，加上國民黨頑固派發(fā)動反共高潮、加緊對抗日進步人士的迫害，許多著名作家、藝術家、學者、記者等文化界人士和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在內地不能立足，先后從各地轉移到香港，繼續(xù)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12月9日，日軍進攻香港，并很快占領香港。
中共中央和中央南方局對滯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的處境十分關心。日軍進攻香港的當天，中共中央急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等，要求多方設法保護并幫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離港九，將他們轉移到東江抗日游擊區(qū)等地。南方局和周恩來當即急電廖承志和東江抗日游擊隊領導人，要求堅決執(zhí)行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價，不怕犧牲，積極營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和國際友人，并就安全撤退、轉移、安置和經費等問題作了具體指示。
按照黨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等，與中共南方工委、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領導同志緊急部署營救工作。廖承志等分批會見在香港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傳達征求大家對撤退方案的意見，并決定撤退時各小組的負責人及聯(lián)絡地點，還分發(fā)了隱蔽和撤離時的必要經費。廣東地方黨組織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迅速投入營救、護送、接待工作。當日軍攻占九龍時，游擊隊即派兩支精干的短槍隊進入新界和九龍市區(qū)活動，并建立起兩條秘密交通線。
日軍攻打港九后，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幾易住所，各自分散隱蔽，彼此失卻聯(lián)絡。營救人員幾經周折，終于設法找到了所有的營救對象，幫助他們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以擺脫日軍的搜捕和特務的監(jiān)視、跟蹤，然后將他們分批從港島偷渡過海，護送到九龍佐敦道、花園街、上海街等處秘密接待站，再分別安排他們轉移到東江游擊區(qū)或其他地區(qū)。
1月9日，茅盾、葉以群、戈寶權等文化人在香港洛克道，換上老百姓的便裝，打扮成“難民”，由游擊隊的交通員引領，避開日軍崗哨和檢查站，至黃昏時抵達銅鑼灣避風塘，登上營救人員準備好的一艘大駁船。鄒韜奮、胡繩、廖沫沙、于伶等人也先后由交通員帶到這里。次日凌晨，交通員又分別將這些文化人帶上三只披有草席篷的小艇，乘著銅鑼灣出口處巡邏日軍換崗之機，疾駛渡海，終于安全抵達九龍市區(qū)秘密接待點。
1月11日，幾十名文化人打扮成“難民”撤離九龍市區(qū)，在游擊隊的武工隊護送下，沿西線入青山道，經過秘密交通線，避開日軍檢查崗哨，順利通過日軍的封鎖線，然后翻山穿谷，渡過深圳河，勝利抵達寶安陽臺山抗日根據(jù)地。隨后，一批批文化人、民主人士和國際友人都陸續(xù)被營救出來，并護送到達抗日根據(jù)地、游擊區(qū)和其他安全的地方。經過共產黨人及其游擊隊員幾個月的緊張工作，克服重重艱難險阻，終于營救出文化界知名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共300多人，連同國際友人及其他人士共800多人，并接應了2000多名到內地參加抗戰(zhàn)的青年，出色地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使命，受到黨中央的來電表彰，也贏得了國內外各界人士的贊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