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個夢想。
這個年輕的中國學生在“自撰簡歷”的最后寫道：“要是有機會，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跡，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
那一年，他22歲，即將去哈佛攻讀人類學。后來，他果真去“刨墳掘墓尋古跡”了，只不過并沒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東。
1926年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fā)掘，他成為第一位挖掘考古遺址的中國學者。1930年主持濟南龍山鎮(zhèn)城子崖遺址發(fā)掘，他讓龍山文化呈現(xiàn)于世人面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已成為中國遠古歷史的標志性術語，許多對考古學一竅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詳。只不過，大多數(shù)人對他卻是聞所未聞。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fā)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yōu)樾攀�，并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shù)百年。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fā)掘之一。
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名字——李濟。
我們關于商代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濟給我們劃定的。他領導的安陽發(fā)掘，對20世紀整個下半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包括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夏鼐、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高去尋在內的中國考古學界領袖人物，都是在安陽接受的考古學訓練。
已故的考古人類學大家張光直以臺灣中研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的權威身份，曾對自己的導師李濟做過評價：近60年的歲月里，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隨后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fā)展中占據支配地位。
如果不將張光直所說的“中國學界”縮小為臺灣學界，那么他的判斷顯然過于樂觀了。李濟在1948年年底隨史語所遷臺，這一選擇很難以優(yōu)劣論，但其所造成的尷尬局面卻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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